梁漱溟在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上）
邹平一中
第一集
1931年春天，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周村下了火车以后，带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浩浩荡荡地来到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与当地人不同，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的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他们的到来，一时给相对封闭的邹平县城带来不小的轰动。人们议论纷纷，这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来邹平干什么？
（一）
这群陌生人，就是梁漱溟和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他们为什么来邹平呢？概括起来，梁漱溟来邹平有三大原因：
第一，梁漱溟要找一条民族自救之路。
梁漱溟来邹平要干一件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他要为旧中国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民族自救之路。梁漱溟是什么人？怎么这么狂妄和自信呢？
说起梁漱溟，在近现代史上那可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1988年去世，享年95岁，他这一生，经历了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梁漱溟年青的时候，追求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1911年他还在顺天中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报》记者；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当时南北的政治势力势均力敌，最后联合建立了一个南北统一内阁，梁漱溟就在民国政府的这个内阁中干了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当时张耀曾有两个秘书，一个是42岁的沈均儒，一个是24岁的梁漱溟。
民国司法部共事的梁漱溟和沈钧儒
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但他从小就喜欢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中国民国有名无实的混乱局面，使他民主政治的梦想彻底破碎，他非常苦恼和郁闷，于是顿入佛学，甚至想出家当和尚，他写了一篇研究佛学体会的论文，叫《究源决疑论》，上海《东方杂志》很快把他这篇论文发表了。这篇论文引起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他非常赏识梁漱溟，1917年竟然把只有中学学历、年仅24岁的梁漱溟聘到北京大学，去讲印度哲学。梁漱溟没有辜负蔡元培先生的希望，刻苦研究，勤奋努力，进步很快。来北大四年后，写了一本书，叫《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学术界一鸣惊人，他被频繁地邀请到全国各地演讲。正当梁漱溟在学术研究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辞掉了北京大学的职务，从繁华的北京，来到了山东贫穷艰苦的农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到底，这是梁漱溟处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而做出的抉择，不是一般世俗的眼光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梁漱溟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已经空前严重了：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危局，象梁漱溟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是很多的，他们先后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救亡运动，先是康有为主张学习英国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进行了戊戌变法；后是孙中山主张学习美国和法国，实现民主共和，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些探索，都先后失败了！之后，共产党又主张学习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掀起国民大革命。但是，蒋介石和汪精卫1927年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了国民大革命，革命进入低潮，毛主席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时候，有思想的中国人都在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这时，在北京大学教学的梁漱溟也在积极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是因为康有为、孙中山和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照搬了外国的经验和模式！
那么，中国特殊的国情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本位”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的，他说西方国家重视团体组织，重视集体生活，中国重视家庭血缘关系，重视家族宗法意识，中国人把社会和国家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庭，中国就是伦理政治，伦理社会，老百姓把政府官员叫“父母官”，父母官把老百姓叫“子民”。西方国家讲究法制和原则，不讲究面子和人情，而中国不太讲究法制和原则，重视的是亲情和面子，注重家族关系，亲戚关系、老乡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
“职业分途”是说中国虽然有贫富贵贱之别，但是各阶层之间并不固定，是不断转换流转的。比如，科举考试可以让社会底层的人进入社会上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不象西方工业国家那样存在尖锐的阶级对立。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已经崩溃，学习资本主义的道路失败了，学习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没有走通，中国已经处于“中不中，西不西”的尴尬境地。因此，中国最需要的是进行社会改造，去重新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和文化。
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梁漱溟提出三大策略：
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国家的基础。但是，前边历次的社会运动，注意力都集中在城市，所以最终都没有成功。
第二，必须以教育为手段。中国农村太落后，广大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都是文盲。搞民主政治，老百姓不懂。搞科学技术，也不会。梁漱溟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教育是根本。
第三，必须走合作化道路。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一盘散沙，各顾各家，因此必须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推行科学技术，实行民主政治。
梁漱溟非常自信地断言：中国既不能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他的乡村建设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这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所以，非常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进行实验。于是，他毅然辞掉公职，不辞辛苦，不计名利，从城市来到农村。
第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大力支持。
梁漱溟来山东之前，实际上已经在广东和河南搞过两次实验，但是都失败了。
1928年梁漱溟的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广东的政局很快发生变化，李济深倒台，梁漱溟的实验随之失败。1929年梁漱溟又去了河南，河南的政府主席当时是韩复榘，在他支持下，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实验，他们盛情邀请梁漱溟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刚刚一年时间，1930年中原大战就爆发了，战争的中心恰好就在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中原大战之后，韩复榘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于是又邀请梁漱溟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来山东，继续搞他们的社会实验。这样，梁漱溟1931年初又来到山东。
早年，韩复榘在冯玉祥部队的时候，曾经听过梁漱溟的演讲，对梁漱溟非常尊重，也很热情，开口闭口地称梁漱溟“梁先生”。这个时候，他在济南设宴招待梁漱溟。他说，现在这个形势，不搞改革混不下去，但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才疏学浅，不会搞改革，今后山东搞改革，就靠梁先生了，我就是迷信梁先生！他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拨款10万大洋，作为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启动经费。
李济深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韩复榘是个草头王、大草包，关于他的笑话也很多。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如此热情地支持梁漱溟呢？说白了，首先是为了装点门面，显示一下他的开明；更重要的是，梁漱溟搞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利于他的地方统治。而梁漱溟呢，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必须找一个支持他的地方政权。所以，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
第三，邹平符合梁漱溟的实验要求。
在选择什么地方做实验基地时，梁漱溟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带着几个人，先后考察了济南周围的几个县，但是都不很满意。那他想找个什么地方呢？按照梁漱溟的想法，搞实验的地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交通要相对方便，但又不能离济南太近，以避免省政府的政治干扰；第二，社会结构必须简单，没有大地主等豪强势力的阻挠破坏，这样才能顺利地实施自己的实验计划。
经过考察，梁漱溟认为邹平正符合自己的条件：第一，邹平西距济南160多里，有一段距离；但交通还比较方便，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里。第二，邹平当时比较小，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当时人口只有16万，面积6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邹平县面积的一半。现在的邹平县是建国后合并了长山县和齐东县建立的，现在有1251平方公里。当时，邹平贫富悬殊不大，大部分是自耕农，没有大地主。所以，最后他们来到了邹平。
那么，他们来邹平之后，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了呢？
他们在现在邹平一中老校的位置安顿下来。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人比较多，还要搞各种活动，得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当时县城里边比较拥挤，不好找空地方，于是他们到县城外边找。当时，邹平县城比较小，老一中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东关了。在马路北边，当时有一家卖盐的商店，院子比较大，有十几亩地，是三家合伙的买卖，由于经营不善已经面临倒闭。经过协商，梁漱溟他们买下了这个院子，对房舍简单修缮了一下，然后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但是，他们觉得地方还不够，于是向县政府报告，把东墙外边的一座天齐庙（道教祭祀泰山神）征过来，改做了梁漱溟的办公室。他们还想再铺一个操场，但是地基不够。所以，他们想向北扩建，把院墙外边的一块空地买下来。
梁漱溟30年代在研究院
在征这块地的时候，还遇到一些麻烦。院子北边这块地，是东关村几户农民的菜地，平常他们种点菜，除了满足自家需要之外，还能卖菜换点零花钱，所以不愿卖地。经过反复交涉和动员，事情有了转机。他们中间有一个叫薛文斋的人，有点文化，比较开通，在了解了梁漱溟的想法之后，就说，人家梁先生从大城市来到农村，抛家舍业地帮助咱们搞乡村建设，不容易，咱们得支持人家的大事业！然后，薛文斋就带头把菜地让出来了。其他几户在他的带领下，也相继把地让了出来。这样，征地问题得以解决。梁漱溟对薛文斋和这几户村民印象很好，后来都成了朋友，梁漱溟还给薛文斋写了一副字。
准备停当之后，1931年6月16日，梁漱溟和他的同事们挂牌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始他们改造社会的实验工作。
（二）
安营扎寨之后，梁漱溟信心百倍，想在邹平大展宏图。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从1931年6月到1933年7月，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乡村建设却没有从实质意义上展开。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当时邹平人还不了解乡村建设运动是怎么回事，从思想上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第二，邹平实验县还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他们的自主权还比较小，很多改革要受到国民政府和省政府体制的束缚。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梁漱溟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应对，认真准备，先后采取了五大措施，逐步打开了局面，为后来的工作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他采取的五大措施是什么呢？
第一，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乡村教师有文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又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通过培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乡村建设运动。因此，研究院从1931年9月1日开始，连续举办了两期乡村教师讲习班，每期四周，共培训教师400名。
第二，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为了让群众更直观地感受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院在1931年10月25日举办了第一次农产品展览会，展览会共展出改良农具、改良作物、家禽品种等2800多种，这在当时比较封闭的邹平来讲，还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远近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地一起来县城赶会，参观者达到4万多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人头攒动的农产品展览会现场
现在，在邹平东范村退休教师王孝平老师的家里，还珍藏着一枚制作精美的银盾。这枚银盾是王老师的父亲王英贤当年参加农产品展览会荣获的奖品。银盾中间刻着“农为国本”四个字，落款是当时实验县县长梁秉琨。王英贤老先生当年是远近闻名的木匠，手很巧，爱钻研，他发明了一种手摇缠穗机。当时，农村织布需要把棉线缠成线穗，用手工缠一个线穗需要20分钟左右，而王英贤发明的手摇缠穗机一次却能缠两个线穗，并且2分钟即可，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这项发明参加展览会后荣获一等奖，这在当时的乡村中间引起了不小轰动。
展览会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研究院趁热打铁，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又连续举办了两届农产品展览会。这两次展览会的规模和档次有了进一步提高，研究院从全省征集的展品达到6000多个，每次参观者都超过57000人。通过展览会，邹平人加深了对研究院的了解，对科技知识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
第三，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当时的邹平以农业为主，老百姓花钱主要靠养猪和养鸡，梁漱溟就想从这里入手，进行农业科技推广。研究院从美国引进优良品种“波支猪”，然后与本地猪杂交，培育出新的品种。这种猪长得快，个头大，每头猪平均比本地品种多产肉50多斤。其次，研究院从意大利引进著名的“莱克亨鸡”，培育出的新品种产蛋率比本地土鸡高一倍。除此之外，研究院还引进了棉花、小麦、高粱、大豆、各种果树、桑蚕等一大批改良品种。
但是，研究院的科技推广工作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
2002年6月20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放了梁漱溟的专题片，节目组当时采访了邹平的王向浦老先生。王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大爷买了一头小波支猪，这头小猪跟本地猪长得不一样，嘴巴子很长，很瘦很小，他大娘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说这样的外国品种，咱不会喂啊！这种担心，在当年的邹平很有代表性。
大家很着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梁漱溟。梁先生说，这个事咱们早有思想准备。农民观念保守，而且一盘散沙，各顾各家。要大面积地推广实验，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广泛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推广农业科技。接下来，梁漱溟带领研究院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第四，创办乡农学校。1931年11月，研究院师生300多人一起下乡，去村里边组织建立乡农学校。这项活动三个月之后初见成效，他们在全县共创办了91处乡农学校，入学人数达3996人。乡农学校启发引导农民自觉地、有组织地进行合作改良，对引进的优良品种，通过对比实验和农户示范，让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这些农业科技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于是农业技术逐渐推广开来。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随着工作规模的扩大，研究院的人手严重不足。这个燃眉之急，梁漱溟是如何解决的呢？
第五，培养和延聘人才。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之后，下设研究部和训练部。训练部主要培养基层乡村建设工作的实用型干部。第一期招生范围以邹平为主，招生对象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学制一年，一个学生每月补贴5块大洋。2002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题片中，采访到邹平当时还健在的一位老太太，她是当年训练部的学员。她介绍说，这5块大洋，除了吃饭、买书和零花外，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食堂吃饭，一般是八个人一桌，饭菜标准是四菜一汤。训练部1931年招收第一届学生300人，1932年从鲁西南招收第二届学生320人。后来，1934年和1935年还从全省分别招生280人，四届学生加起来共计1307人，他们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骨干力量。
研究部主要培养进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招生对象是省内外的大学毕业生，培养方向是研究生，主要课程都是梁漱溟亲自负责。研究部的学制两年，一个学生每月补贴10块大洋。1931年第一届招收30名学生，1934年和1935年又办了两届，各18名，共培养研究生66名。邹平南范村当时有个小伙子叫李守文，家庭条件很好，曾经在济南读过书。研究部第一届30个学生中，从邹平招的学生只有2个人，李守文因为文化水平高被有幸录取。李守文在同学们中，年龄较小，但是学习用功，非常上进，梁漱溟非常赏识他。研究部毕业之后，李守文被留在实验县政府干秘书，不久被提拔为教育科长，后来又担任了财政科长，相当于咱们现在教育局局长和财政局局长。
现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大批学生，非常需要一些懂教育的人。这时候，梁漱溟想到了一个人：陶行知。
1929年梁漱溟参观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时，非常欣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事业。当时就向陶先生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将来搞乡村建设时能够给他派几个干将去搞教育。现在，梁漱溟确实需要人了，就给陶行知写信请求帮助。陶先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经过斟酌，最后决定派他晓庄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来邹平。这个人是谁呢？是教育专家杨效春。杨效春这个人很有能力，也很热心乡村工作。在邹平期间，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下乡，到各乡农学校视察指导工作。当时搞乡村教育没有教材，他就下手编写了大量的教学资料和课本。其中，最出名的一本书叫《乡农的书》。梁漱溟非常器重他，后来让他担任邹平国立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并兼任邹平实验县政府的教育科长，主管全县的教育行政工作，邹平实验县的教育工作很快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后来，杨效春被人从邹平挖走了。谁呢？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他来邹平考察时，对邹平的乡建工作非常满意。当时，他出资在他的老家安徽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正缺校长，就向梁漱溟提出请求，请梁先生帮忙物色人选。梁先生忍痛割爱，把杨效春派给了张治中。之后，陶行知先生又给梁漱溟先后派了两个人来邹平，一个是潘一尘，一个是张宗麟，都是陶先生的得力干将，是非常优秀的教育专家。
不仅仅是研究院缺人，这时候实验县政府也缺人。缺什么呢？缺县长！开始的时候，实验县的工作一直不稳定，两年换了三任县长：梁秉琨、朱桂山和王怡柯。没有办法，梁漱溟1933年还亲自兼任了两个月的县长职务。也就是说，在咱们邹平的历史上，梁漱溟先生曾经干过县长！很快，梁先生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名叫徐树人，是江苏吴县人，当时正在河北省东光县干县长。他思想进步，很有能力，在报刊上了解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后，非常感兴趣，对梁先生非常敬佩，是梁先生的一个“铁杆粉丝”。徐树人经常给梁漱溟写信请教问题，还亲自到北京专程拜访过梁先生。梁漱溟有一次出发去河北，顺便回访了徐树人。交流过程中，梁先生就提出邀请，想让徐树人去邹平工作，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徐树人就向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提出辞呈。但是，王树常没有答应徐树人的要求，事情被搁浅。梁漱溟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就给他的老朋友——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陈筱庄写信，请他从中帮助协调，跟王树常讲清楚：确实是邹平实验县缺人，不是徐树人个人有什么想法，徐树人的辞职请求这才得到批准。徐树人来到邹平之后，从1933年到1937年，一直担任实验县县长。他作风正派，工作扎实，深受群众欢迎，成为梁漱溟的得力助手。
30年代的徐树人
梁漱溟求贤若渴，想尽各种办法，利用他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七年多的时间里，有100多名专家、教授等高层知识分子，抱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不惜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追随梁漱溟来到邹平，投身艰苦的乡村建设工作。尽管他们的名字我们今天感到比较陌生了，但在当时都是在国内名燥一时的专家学者。
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梁漱溟在邹平已经聚集了大批人才，老百姓也接受了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这个时候，恰好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来了，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机遇呢？请看下集：兴衰荣辱。
第二集
上次我们说到，梁漱溟在邹平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筹备，基本上具备了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群众基础、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时候，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来临，把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个机遇是什么呢？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确立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隶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这个机遇给梁漱溟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乡村建设实验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与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第二，梁漱溟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比如实验县可以截留50%的地方税收作为实验经费，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自己任命，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而且后来实验县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十几个县，所以研究院当时有“第二省政府”之称。
这时候，梁漱溟亲自担任了研究院的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机会来了，梁漱溟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一展抱负了！接下来，梁漱溟是如何把握机遇，把自己的事业做大的呢？他在邹平干了哪些有意义工作的呢？
（一）
在梁漱溟的战略中，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尽管这些工作纷繁复杂，但是梁漱溟只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政、教、养、卫”。
政——县政改革。从梁漱溟1931年6月来邹平，到1933年7月的两年之中，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一直存在，邹平当时并存着两套班子，两边的矛盾一直不断。邹平实验县的批复下来之后，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暑办公（类似于现在开发区的行政服务大厅），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作风大为改观，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实验县政府联署办公
教——乡学和村学。最能体现乡村建设特色的，是邹平的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实验县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把原来的乡农学校并入相应的村学和乡学之中。乡学和村学的特点是以教统政、政教合一，它们既是教育机关，也是地方行政机关。其结构都是四部分：学长、学董、教员和学众。“学长”是从全村和全乡选举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带有顾问性质，不负责具体事物，在乡学和村学中坐镇，发挥道德教化和矛盾协调的作用。“学董”是村学和乡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