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下）
第二集
上次我们说到，梁漱溟在邹平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筹备，基本上具备了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群众基础、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时候，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来临，把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个机遇是什么呢？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确立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隶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这个机遇给梁漱溟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乡村建设实验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与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第二，梁漱溟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比如实验县可以截留50%的地方税收作为实验经费，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自己任命，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而且后来实验县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十几个县，所以研究院当时有“第二省政府”之称。
这时候，梁漱溟亲自担任了研究院的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机会来了，梁漱溟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一展抱负了！接下来，梁漱溟是如何把握机遇，把自己的事业做大的呢？他在邹平干了哪些有意义工作的呢？
（一）
在梁漱溟的战略中，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尽管这些工作纷繁复杂，但是梁漱溟只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政、教、养、卫”。
政——县政改革。从梁漱溟1931年6月来邹平，到1933年7月的两年之中，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一直存在，邹平当时并存着两套班子，两边的矛盾一直不断。邹平实验县的批复下来之后，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暑办公（类似于现在开发区的行政服务大厅），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作风大为改观，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实验县政府联署办公
教——乡学和村学。最能体现乡村建设特色的，是邹平的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实验县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把原来的乡农学校并入相应的村学和乡学之中。乡学和村学的特点是以教统政、政教合一，它们既是教育机关，也是地方行政机关。其结构都是四部分：学长、学董、教员和学众。“学长”是从全村和全乡选举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带有顾问性质，不负责具体事物，在乡学和村学中坐镇，发挥道德教化和矛盾协调的作用。“学董”是村学和乡学的董事会，有若干村理事、乡理事组成，是具体办事的，负责日常工作。“教员”是负责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教师。全乡、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是“学员”，接受教员、理事和学长的管理和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实际上是把大众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结合起来，这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有相似之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
建乡学办学校，首先要解决校舍问题。原来有区公所的乡，把房舍改造一下还能行，但是另外新增的几个乡困难就比较大。比如，第四乡就遇到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实验县为第四乡想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先把新民村的寺庙改建成乡学的校舍。新民村这座庙的规模比较大，是一个四合院，北大厅供着碧霞元君像（邹平当地人俗称“泰安奶奶”），东大厅供着菩萨像，西大厅供着如来佛像。可能是受空间限制，老百姓也很会创造，让这几位神仙在这个院子里“联合办公”，香火倒是比较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小工作阻力，第四乡学长王荫南几次到研究院和梁漱溟汇报情况，最终商议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房子一定要腾出来，但神像不能毁坏，具体办法是给几位神仙分家，把他们分别搬到其他地方供起来。施工这天，为了支持乡学的工作，梁漱溟亲临现场。结果，还是遭到当地村民的极力反对，围观的群众吵吵嚷嚷，一时聚集了很多。
这时，村里有个老秀才，叫吕梦白。他情绪非常激动，煽动着村民阻止施工，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场的梁漱溟先生：“梁院长，你口口声声要建设乡村，要弘扬传统文化，你们这样干，不是破坏礼俗，破坏乡村吗？”接着也有人随声附和。
梁先生等他们把话说完之后，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神像本来就是我们用泥巴塑起来的，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命。第二，大家祖祖辈辈供奉它，烧香磕头，可是它到底为大家解决了什么实际困难？大家不还是照样过着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吗？第三，现在，我们兴办乡学，把大家组织起来，发展教育，让大家学习文化，学习技术，一起发展经济，这才是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啊！最后，梁先生又把目光转向那位老秀才说：象您这位老先生，当初如果不是自己去刻苦攻读，而是一味地在这里求神拜佛，那您怎么会有今天的功名和学问呢？一席话，说得老秀才和闹事的村民都哑口无言，一场风波平息下来，庙里的神像也顺利拆除。几天后，第四乡乡学在新民村正式办公开学了。
在梁漱溟和研究院的努力下，到1937年7月的四年时间里，邹平共设乡学14处，村学285处，地方的自治和教育有了根本保障。
有人会问，乡学和村学就是建起来了，让老百姓参加学习，他们会那么听话吗？梁漱溟有办法：这就是：
“养” ——发展农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
梁漱溟认为，农民比较散漫，一盘散沙，要搞社会改造，进行科技教育，发展农村经济，最好方法是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梁漱溟建立的组织是什么呢？是合作社。
梁漱溟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2年9月在孙镇霍坡村成立。邹平北部是传统的产棉区，但是本地的棉种已经严重退化，产量低，质量差，销路不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院从美国引进了高产、高质的“脱立斯长绒棉”。本地棉花亩产量每年只有100斤左右，而这种棉花亩产量能达到150斤。并且，它的质地白，纤维长，有韧性，每百斤可以卖到46元，而本地棉100斤最高只能卖到38元。原来的棉农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棉商一直操控着棉花的收购价格。现在，合作社和实验户类似于现在的“定单农业”，对棉农负责技术指导、统一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并对外出口。这不仅解决了棉花的销售问题，还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保障了棉农的利益。
看来，种棉花是很有帐算。但是，当时大部分农民有个困难，那就是买种子、农药的资金不足。这个事，实验县也有办法：成立邹平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给农民贷款。但是有一条，农户个人不能贷，这是为什么呢？实验县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规定钱只能贷给加入棉花运销合作社的农户。农民要贷款就要加入合作社，统一接受技术指导。很快，棉花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来：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到1934年一下子增加到40000多亩，两年翻了四十多倍！仅仅三年，全县就建立了15个美棉运销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实验县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联合会。
除棉花运销合作社之外，实验县还成立了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六大类、307个合作社，社员近万户。
在孙镇成立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
在经济方面，实验县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当时，有一个水利工程影响比较大：疏浚杏花沟。
杏花沟，源于邹平南部的长白山，从西南向西北横贯邹平腹地，经过青阳、韩店、焦桥，最后汇入小清河，全长70里，是一条重要排水泄洪的渠道。由于河道常年淤积，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南部山区的积水排不下去，在青阳浒山铺一带积水成湖，面积达35平方公里。因为湖底很浅，所以每逢暴雨，周围几百顷的农田常常被淹没，周围的农民深受其害。1935年，梁漱溟先生邀请水利专家进行勘测，设计方案，准备实施改造工程排水泄洪。
可是，这样一项造福百姓的工程，却让梁漱溟遇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一个，正当工程准备开始，邹平却有一部分民众因为经济负担问题，到研究院找他集体请愿，要求取消工程。最后，梁漱溟想了两个办法解决了问题：一是请韩复榘协调，从周村调了一个旅的部队，帮助邹平疏通河道；二是原计划60天的工程，改为两期进行。这样，民众的经济负担减少了。经过几千军民的共同努力，邹平境内的工程顺利完工。
但是，梁漱溟又碰到了第二个难题！杏花沟流经邹平和长山两个县，疏浚工程需要两县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尽管邹平实验县与长山县县长袁明谦多次协调，但是，袁县长觉得工程对长山没有直接的利益，所以态度一直比较消极，迟迟没有动工。
据说，梁漱溟曾经专门为此事去济南面见韩复榘。果然，韩复榘不久就赶过来了。那天，韩复榘带人直接到了周村工兵营所在地，附近几个县的军政要人都集中过来听他训话。长山县袁明谦县长是自己骑摩托车赶过去的，结果迟到了。韩复榘很不客气地让他在一边站着，然后开始训话。他先谈了禁毒等几项其他工作，然后突然转过脸去，冲着袁明谦问他知不知罪。袁县长非常紧张，含糊其辞，韩复榘怒不可遏，高声责问他杏花沟是怎么回事，然后泼口大骂，越骂声越高，越骂气越大，说着说着，就脱下皮鞋，拉住袁县长，劈头盖脸地就打起来。旁边的人一下慌了手脚，急忙上前拉韩复榘。韩复榘最后指着袁县长的鼻子说：汛期之前拿不下工程，我要你脑袋！然后宣布散会。
结果，杏花沟工程很快就竣工了。有人说，这多亏了梁漱溟的努力；也有人说，也多亏了韩主席的那顿皮鞋！
在民生方面，实验县还积极改善邹平的医疗卫生条件，改良社会风俗：铲除婚姻陋习，禁止女子缠足、禁止吸毒赌博等等。
比如，当时邹平在婚姻问题上就有三大陋习：第一是男子早婚严重：小男孩十三四岁就结婚，小的甚至七八岁，过了二十岁再找不到媳妇，人们就怀疑这个孩子有问题。第二是女大男小：女的比男的大七八岁很正常，大十几岁也不稀奇。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十八岁的大姐九岁的郎，不象儿来不象郎。要说是郎郎又小，要说是儿不叫娘。”第三是女方索要财礼过重。
梁漱溟认为，这样的婚姻陋习必须铲除，因此采取“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村学和乡村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制定八条行政措施强制执行。其中规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能定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收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这期间，实验县政府处理了这样一桩婚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邹平东范村有一个农民叫荣尊华，家里只有爷两个，他和一个6岁的儿子，烧火做饭，缝补浆洗不太方便，就给儿子找了一个18岁的媳妇。为了避开县政府，就偷偷定了婚。这件事情，乡学这边做了一些工作，但没做下来，最后实验县政府派人把荣尊华抓起来了。县长徐树人直接审问，对荣尊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扣留三天，命令他解除这桩婚姻。因为娶儿媳妇被县里抓起来了，这件事情一时被传为新闻。在实验县的努力下，邹平的婚姻陋习得到有效遏止。
就在乡村建设运动风风火火开展之际，梁漱溟却陷入了另一种担忧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很快占领东三省；1933年打到长城一线，开始向关内进攻；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梁漱溟明显地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覆巢之下，焉有安卵？于是，他开始了另一项重大措施：
“卫”——组织乡村自卫。当时，梁漱溟组织乡村自卫，目的有两个：一可以整顿地方治安，二可以加强将来对付日本人。首先，实验县政府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在下边的乡里组织联庄会，开始进行自卫训练。训练办法规定，每年冬季农闲时节集中进行训练，农村每25户为一闾，每闾选出2名18—25岁的青壮年。全县择优录取了1200名，分期在县城进行集中训练，每期2个月，以军事训练为主，同时进行成人教育。会员集中训练之后，按乡编为乡队，隶属于乡学。各村再以联庄会员为主，编为村组。到1937年，全县共训编乡队14个，村组107个，入编会员9794人。实验县还为这些民兵组织配备了枪支武器。
韩复榘来邹平视察时，见到邹平训练有素的民兵组织，非常高兴，对实验县和梁漱溟大加赞赏，并准备要把邹平的经验向全省推广！
乡村自卫的民兵和武器
（二）
韩复榘的话，正说到了梁漱溟心里。因为，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目标，并没有把目标仅仅局限在一个邹平县，他是把邹平作为一个实验基地，等时机成熟之后，再把邹平的模式推广到全省和全国。按照现代新儒家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建设中国的道路！
梁漱溟是怎样来实施他这个宏伟的社会改造方案的呢？主要实施了三大举措：
第一，积极进行宣传报道：1931年10月研究院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在邹平的七年中，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49篇文章，并由乡村书店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全国各大报刊也开始围绕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展开讨论，称道的也有，批判的也有。一时间，邹平在三十年代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县级单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梁漱溟还想要大家亲自来邹平走一走，看一看。
第二，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1933年7月14日，梁漱溟在邹平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北平、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此外，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河北定县、江苏无锡和山东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的三大中心，而邹平因为理论系统完善、实验规模庞大和成效显著，又被推为三大中心之首。
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纷纷来邹平参观考察，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张治中、四大家族之一的孙立夫、著名教育家马寅初、著名军事专家蒋百里、经济学家千家驹、著名学者熊十力等。同时，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如英国合作社专家石特兰、丹麦教育家马烈克、安迪生、贝尔斯莱夫、美国哈佛大学霍金博士等。
梁漱溟接见来邹平考察的国际友人
邹平的实验确实火了！但是，梁漱溟并没有满足于这些虚名，而是想搞点更实在的东西。
第三，扩大实验区范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四年之中实现了“三级跳”：第一步，1933年7月省政府把荷泽与邹平一块正式划为实验县，直接受研究院的领导，研究院派副院长孙则让出任实验县县长，1934年在荷泽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分院。第二步，1935年山东省政府又把济宁专区的14个县划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梁仲华出任实验区专员。这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就由邹平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第三步，1935年日本的侵略逼近华北，韩复榘和梁漱溟制定了一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三年计划”，把全省108个县划为10个行政专区，准备分三年把邹平和荷泽的经验推广出去。到1937年，实验区已经推广到全省的70多个县！不过，由于日本侵略的形势需要，这些实验县，没有完全按照邹平模式开展工作，重点抓的是乡村自卫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10月13日，日本军队打到了黄河北岸，邹平的形势十分危急。
10月14日一大早，梁漱溟匆匆赶到济南，在济南南部的千佛山找到韩复榘。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并没有想真心在山东组织抗战。虽然梁漱溟用尽各种办法劝说韩复榘守住黄河防线。但是，韩复榘对他的这位“高级政治顾问”却一改过去的态度，对他的劝说不予理睬。这次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始终没有改变韩复榘撤军的决定。
10月16日，梁漱溟带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被迫撤离邹平。
12月13日，日军占领邹平县城。
梁漱溟在邹平苦心经营了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日军的进攻下灰飞烟灭，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三）
有人说，如果当年没有日本侵略的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成功了。
实际上，整整七十年过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历史，往往是越向后，问题看得越清楚。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即使没有日本的侵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会成功！这是因为，由于受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三大致命缺陷：
第一，梁漱溟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缺乏正确认识。旧中国的灾难和破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结果，而梁漱溟却认为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崩溃，是文化失调。所以，他去依靠军阀搞乡村改造：在广东，李济深倒了，他的乡治实验就走向失败；在河南，军阀战争一起，他的村治实验就宣告结束；在山东，日本一攻进来，他的乡村建设就化为泡影！
第二，梁漱溟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实践中他分不清敌友，站到军阀政府立场来改造农民，实验县的乡学、村学和合作社的骨干，实际上也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和豪绅。
第三，梁漱溟没有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梁漱溟在乡村建设高潮时就感到一种担忧和苦恼：“号称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但他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这正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就没有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对人口占大多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来讲，梁漱溟搞的科学技术和合作社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只能画饼充饥！
难道梁漱溟辛辛苦苦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没有一点价值吗？实际上，乡村建设实验的价值，正越来越被我们重视，其有益的现实启示至少有三点：
第一，三农问题。梁漱溟主张以农为本，重视农村，强调农村对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地位。这与我们党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是吻合的。另外，他认为决定贫富的不是土地本身，而在于农民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所以梁漱溟主张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推广科技，走合作化道路，这对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问题。梁漱溟希望以现代新儒家的精神重新构建中国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场运动后来被学术界称作“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儒家活动”，梁漱溟被称作“最后的儒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的思考和探索涉及到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在积极探讨的重大社会课题。
第三，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问题。梁漱溟先生说，乡村建设运动就是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危机面前，他却和几百名知识分子，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携家带小，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引进技术，培养人才，不为名利，靠得是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令人敬佩，令人景仰！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薪火传承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邹平一中老校的梁漱溟塑像
7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沙并没有磨灭人们的记忆。梁漱溟的名字，已经成为邹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当年建设乡村的梦想，目前在邹平大地上已经实现，邹平已经成为全国百强县。现在，县城黄山南侧的苍松翠柏之中，有梁漱溟先生的墓地，这里碑刻林立，风景如画，已经成为我县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邹平一中老校院内建有梁漱溟先生的塑像和纪念馆，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外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慕名来这里参观访问。梁漱溟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品格，以及对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
谢谢大家！
参考书目：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善锋《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1996年版；
艾凯《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金城出版社2006年版；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郭蒸晨《邹平轶事綴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邹平政协《邹平文史集萃》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
主讲人简介：
刘庆亮，1969年出生于台子镇店东村，1992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现为邹平一中历史教研室主任、师训处主任，中学高级教师、邹平名师、市学科带头人、市优秀教师、省教学能手、省教学改革骨干教师、国家级优质课和公开观摩课获得者、岳麓版教材培训专家团成员，发表论文48篇，出版教学专著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