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曹州办学的缘起缘落

 

           

      梁漱溟先生拥有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身份与名衔,他被学人称作“中国的脊梁”,美国上将马歇尔称他是“中国的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说他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同时,梁先生对佛学也有较深的研究,曾言“自己前生是个和尚”......我对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充满崇敬又充满玄想,却没想到这位纯正的大儒,竟然与曹州有着深厚的缘分,与菏泽一中的历史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兴奋之余,我迫切地想解读这段“因缘”。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有许多“行动”是在山东进行的。他尝试过各种教育改革,乡村建设实验,还做过一些政治斡旋,这里是他主要思想的实验田与推行地,这些活动,甚至关涉他一生的功过、毁誉。他在邹平、菏泽等地轰轰烈烈地进行七年(1931-1937)乡村建设,形成的“乡建模式”在全国乡村普遍推广,可谓盛极一时。而梁漱溟在山东曹州的办学实验要早于“乡建”,奇怪的是曹州办学的这段经历,在《梁漱溟自传》《梁漱溟评传》《梁漱溟问答录》《我的父亲梁漱溟》等多部书中都未提及或片言带过。

 

       张昌华先生在《曾经风雅》一书中记录梁漱溟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时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有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一个不惯于哭的人潸然流泪,非得是情到深处。情感表达的方式有多种,哭是最直接的一种,而眼泪又是哭的最显性的表现。

      哭也有多种,项羽唱完《垓下歌》“泣数行下”是英雄末路之哭;刘邦还乡歌罢《大风歌》“泣数行下”,是伤怀慷慨之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常作穷途之哭;唐代名士唐衢,每次读别人的文章都会流泪,常作动情之哭;刘备哭得天下才,是智慧之哭;曹雪芹泪尽而逝,是锥心之哭......可在现实场景中,哭,(女子哭尚有“梨花带雨”这一诗感极强的词语,男子却有“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对哭具有约束力的名句。)尤其是男儿之哭普遍不被人看好,不问缘由,都被列入软弱和没出息的俗人之哭,难道今人的眼泪是卑微与低廉的吗?对于梁漱溟先生,这位性格倔强刚劲的人,我只想过他会像骆驼一样没有泪腺,不善于哭,所以对他“平生只哭过两次”的真诚与真实性,从未做过半点的怀疑,反倒对曹州学生何以让梁漱溟下泪充满好奇。

         

 

  梁漱溟1908年(15岁)升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未能考入北京大学,中学毕业后他在几家报社当过编辑与外勤记者。他不满足于现状并发愤说道:“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当时一句气话没想到会在日后成为事实。

  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阐释印度佛家理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的《穷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将古今中外学者诸如康德、叔本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进行了批判,并极力推崇佛家之言。此文非同反响,很快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最早在上海就读过这篇文章,1917年1月他正式接替严复主持北大事务,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起初这让梁漱溟感到恐慌,他对蔡元培说自己初涉佛典,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还是你来吧!”就这样,年仅24岁,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成了当年北京大学最年轻的讲师之一。

  当时的蔡元培努力革新北大,主张兼容并包,广纳奇才,开创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史中群星璀璨、相互辉映最令人艳羡的名师阵容。既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有王国维、刘师培等古学旧派,也有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辜鸿铭,此人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11种语言,曾同时为操六种语言的银行团当翻译,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同年被聘请来北大的,还有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的胡适,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美术大师徐悲鸿,1920年地质学家李四光、文学巨擘鲁迅也被聘请来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在北大创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为中国新文化及新思想的传播立下首功。

   当年24岁的梁漱溟(有的北大学生比他年龄还大)一无大学学历,二无留学经历,三无社会名望,却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教学七载,期间多次得到蔡元培的挽劝而留任。1921年,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身份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闻人物”。

   当然,梁漱溟也一直对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在学校时,蔡元培一直呼“漱溟先生”(当时蔡长梁二十八岁),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与蔡元培的书信中则坚称自己是“后生晚学”,并说自己是在北京大学得到培养的人。

      三

  说起梁漱溟与曹州的缘分,还不得不谈到他北大哲学系的学生陈亚三,陈亚三是曹州府郓城人,暑假回乡探亲时拜访了自己中学时的老师王鸿一(此时为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是鲁西教育发展的开拓者,打开鲁西教育落后闭塞大门的第一人),并向他介绍了梁漱溟及其思想,王鸿一听后“遽如饥渴之得饮食”。1921年夏,梁漱溟被邀来济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四十余日,不论风雨,王鸿一无一日迟到,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1924年6月,梁漱溟接受王鸿一的邀请,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来山东共同办学,起初设想在孔子故乡建“曲阜大学”,因资金问题,暂时放置。便先在曹州办起重华书院,后王鸿一鉴于山东省立六中(菏泽一中)尚无高中部,便敦请梁漱溟兼任高中部主任,聘请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为该部教员。蔡元培为北京大学辛辛苦苦招纳贤才,目力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海外招揽,王鸿一竟然来北大“挖人才”,梁漱溟与北大有七年情意暂且不说,他能放弃在北京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心甘情愿来鲁西南穷乡僻壤办中学,到底是王鸿一有魅力还是梁漱溟有魄力?他的这一选择常令我困惑、嗟叹不已。

   梁漱溟来曹州更多的是想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顾及学生全部人生道路的指引不满,想推行一种注重全面发展,注重道德建设、师生切磋共进的新型教育形式。梁漱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之精神,试图按照自己的新见解全盘改造中国的教育制度。

    首届高中部共招收80人,分两个班,能否入学将根据报考者在两次考试中的成绩来决定。第一试考察国文、外交及常识;第二试为口试,测定学生的品质和态度。学校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教育”,重视学生自主管理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办学意见述略》中,他强调学校应突出对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导,学校的实质就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办学的宗旨就是“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互相策励”。他的很多教育思想与21世纪的今天全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与全面课程改革的思想主旨是一道的,梁漱溟在教育方面的探索与实验所体现出来的先知与远见令今人叹服。

 

    可惜的是,他在曹州省立六中的办学实验不到半年就中止了。这就是前面所介绍的“我曾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曹州....”据他所说,系有学生不听话所致,我们可以考证到的原因是当时梁漱溟坚持执行办学之初提出的一项“取消固定费用和学生学费”的规定,即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自愿交学费,家庭贫困的学生甚至可以不交学费,结果就没人愿意交了。办学经费紧张,连教员的薪水和餐厅的伙食都不能保证,办学难以继续,梁漱溟为此大哭一场。

         另外,梁漱溟离开曹州还受到一个政治事件的影响。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1月冯玉祥发动举国震惊的“北京政变”,包围总统府,监禁总统曹锟,后局面无法控制,便请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段祺瑞竟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北方时局大乱。当时在山东曹州的驻军吕运斋(冯玉祥部)与地方当权者郑士奇(段祺瑞派)之间因此发生的摩擦较多,办学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梁漱溟郁郁回京的重要原因。他对自己赴曹州办学之举“深有所悔,归来之后,乃为三年不出之计。于各方约聘,概辞不赴。”由此可见曹州办学失败对他的打击之大。

      不管怎么说,梁漱溟在曹州的首次办学实践以失败告终。他的很多办学主张和思想受到当时一些人的嘲讽,认为他用传统的儒学道统观念办学是典型的不识时务,不合事宜。教育思想是可笑的幻想,教育实践是唐吉诃德般的尝试,所以教育结果最终成为笑柄。

      但是今天看来,我们都不再认为这些教育思想的可笑,反倒笑起了当初嘲笑梁漱溟的人。教育思想的境界决定教育行为的境界,没有先进思想引领的教育实践,犹如歧路夜行,只能长久作茫然而无用的摸索。如果今天的教育家秉承优秀的教育思想却不能在实践中推行,行动与思想背道而驰、表里不一的话,终有一天会令“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梁漱溟14岁便开始思考人生苦乐,接触佛典,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24岁还一度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暴得大名的文章也是弘扬佛学思想。梁漱溟佛学修养深厚,也相信因缘。因缘玄妙抽象,它的本义是说人与人或物之间有某种无形又必然存在的机缘与可能。梁漱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学在北京,教在北京,却因为曹州籍学生陈亚三的介绍得到王鸿一的赏识,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跳槽”到曹州省立六中当起了高中部主任,这不是机缘又是什么呢?曹州办学得地利,得人和,终因不得天时而告终,不是机缘又是什么呢?

 

        想到这些,我不再感喟梁漱溟在省立六中创办高中部的失败是一种遗憾,缘即如风,来去是缘,已得未得亦是缘,缘起缘落皆是大美。想起诗人徐志摩《偶然》中的诗句: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纵然这段过往连梁漱溟本人也很少提及,但他在省立六中提出的高中办学设想与实践,犹如暗夜里划亮的一枚火柴,虽然没有引燃鲁西南真正的教育变革,但是,当我们回视他在这里为了践行自己的教育思想所做出的诸多努力时,内心总会生发长久莫名的温暖与感动。

 

  1928年,梁漱溟复出,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提出“务本求实”的校训。1931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开始了轰轰烈烈长达七年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真的猛士,又奋然而前行......

(作者:董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