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一评许智银教授《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
杨朝蕾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基本单位, 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结构与价值基准。对家族文化的关注成为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家频出，佳作云涌。然而，作为唐代名门望族的临淄段氏家族 却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上。许智银教授的《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于2013 年12月由中华书局岀版，全书37万余言，共9章， 以总分结合、点面互补、史论相融的方式架构全篇，堪称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其引录巨富、涉猎广博、考证精良、条述清晰，不仅填补了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家族文化研究采用大文化观念、人类学视野、多重证据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家族文化是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双重互动的结果，既具有自成体系的完整性，又以历史文化为内核，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折射出其时代社会观念和精神价值。因此，对家族文化的研究必须要打破学科界域，在大文化观念下，融通文史哲，汇合儒释道，多层次、广视角、深发掘，才能有更多新见与创获。《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 对段氏家族的历史传承、盛衰变化、姻亲关系、社会交往、地域文化、家学门风等均有专章论述，深入揭示了临淄段氏家族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论及段氏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时，许教授指出：“临淄段氏家族因为不同历史时期所生存的地域环境的迁徙变化，形成了段氏家族不同时期的家族风貌。在由边陲到内地的迁徙过程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段氏家族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与此同时， 随着其家族历史地位的上升，段氏家族对后世各地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 ]96之后将段氏家族置于历史长河中，探析地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从“汉代西北地域文化的风貌与段氏家族的崇武风尚”“十六国北魏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唐代段氏家族的文化转型与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段氏家族文化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环境的变迁结合起来，从而勾勒出其由远在西北边陲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崇武精神，到唐代迁居内地后渐进为以文化立家的发展轨迹，显示出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家风的深远影响。在分析段氏家族家学形成的原因时，许教授特别提到家族迁徙、文化兼容对其产生的作用：“临淄所在齐地的文化风尚，对段氏家族迁徙各地后以开放的心胸吸纳当地文化，兼容并蓄各种学术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段文昌一生多次入蜀摄官，又‘移振荆南’‘世客荆州’，在长安有宅，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使段成式有机会跟随父亲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段成式入仕后，亦多次出任吉州、处州、江州刺史，每到一地，他都能深人考察地方风俗，以其祖籍文化融会各地特色文化，兼收并蓄多种知识” [1 ] 169。因其如此，才成就了段氏家族家学以“杂记”著称的特色，反映了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
儒释道融合是唐代文化隆盛的重要表现，文士多外服儒风，内修释老。《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考述了段文昌与僧人之间的情谊、段成式与僧人道士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唐代三教并存的大文化环境中，指出：“段氏家族中段文昌、段成式，皆以精通佛典、持念《金刚经》、记述寺庙，为后世称道，不过是随俗逐流而已”[1]182。将家族文化之传承与时代风尚相联系，将二者的关系归结为“整个唐代的大文化培养了段氏家族，段氏家族又以自己 的贡献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一笔奇异的色彩” [1]182, 目光如炬，高屋建瓴，令人信服。
人作为文化创造之主体，亦为文化形塑之客体。人类学（Anthropology）—词就其希腊语源目，是 Anthropos（人）+ Logic （学门或学科），意指研究人的学问。而文化人类学旨在探索人类社会中的心理、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结构等范畴，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神话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 在家族文化研究中采用人类学视野，更有助于解读家族文化与人类历史、民族兴衰及社稷存亡的关系。较之正统文化对民间叙述的轻视，人类学突出强调民间叙述视角。许智银教授从事人类学研究多年，学养深厚，以其宏阔的人类学视野观照民间叙事独特的文化意义，揭示出段氏家族文化所隐藏的人类学大智慧。许教授在论述段氏家族家学的传承时特别强调其对风土民俗的重视，说道：
段成式、段安节、段公路的撰著态度都强调耳目所接，直书闻见，《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和 《北户录》中都记载有大量的各种民间习俗，如《酉阳杂俎》卷八《黥》所反映的纹身习俗、卷十三《尸穸》的丧葬习俗等，以及前文所论饮食、节日、婚礼等习俗；《乐府杂录》中的俗乐、俗歌、俗舞、俗戏等；《北户录》所记岭南物产、占卜民俗之类，向我们展示了段氏家族家学注重民间文化的风采，《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和《北户录》为保存民间风土民俗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研究古代民俗具有重要价值。[1]170
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文化传承，作为个案的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有别于其他家族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对风土民俗的重视，这被许智银教授以寥寥数语概况出来。
在对段成式与《酉阳杂俎》、段安节与《乐府杂录》、段公路与《北户录》的专章论述中，亦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胜义纷披，多所抉发。例如，作为 “段氏家族在唐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族徽式代表人物” 的段成式，博文好学，“耻一物而不知”，乃“好奇之士也”。因其性情才学如此，才成就了 “为古今瞩目”[1 ]750的《酉阳杂俎》。许智银教授在 “《酉阳杂俎》的文学人类学阐释” 一节中，对《酉阳杂俎》中1288则闻见书录进行考察，从“撰著态度的人类学取向”“表述语言的生活口语化”“源自民间的珍奇怪异味”“贴近百姓的娱乐审美观”四个方面阐释其人类学倾向，认为其“综合了各种书写方式，着眼于人们平常生活，不局限于种族之碍，亦不囿于境内域外，全面反映了唐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唐代社会的大千景象，可谓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人类学专著”。
对口传文学的重视，是文学人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孙正国指出：“口语的表达形式就不只是一种语言形式，而且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民族个性与特定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表述策略，在口语形式中读者不仅真切地体验到灵动的生活语言的艺术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复现一种密切依附于口语的人类学现象，从日常言行到普遍心理，从历史积淀到现时创新，都可以在相对完整的口语传统中寻求一定的线索，这是口语传统与作家语言传统的质的差异，后者往往是语言形式意义，而少有隐含的丰富的人类学意义。”[2]244发掘书面文本中所保留的口传文学传统，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文学文本、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是许教授多年来致力而为的。《酉阳杂俎》继承小说的口语传统，保存了大量民俗俚语、日常生活用语、口语词、方言词，许教授在书中对其有精辟例析。如其对《酉阳杂俎》有意识选用口头新语词举例论曰：
口语中的新动词往往极具形象性，令人赞绝。 如将打喷嚏叫作“咬气”，卷八《雷》曰：“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觉门外喧闹，因潜于窗棂中观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两目遂昏焉。”把开门迎接宾客称作“应门”，《续集》卷三《支诺皋下》云韦陟：“虽家僮数千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极也，颇为当时称之。”说梦话叫作“呓言”，《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云：“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惊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妇，喜极呓言耶！”
对现实生活新语汇的灵活运用，表现了段成式对世俗文化与时代文化的关注，而对《酉阳杂俎》中保存的口头语汇的关注，正是基于许智银教授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使其能够跳脱传统“纯文学”“书面文学”的既有研究模式，回归口传文学之展演性质及其语境的阐释，以见出《酉阳杂俎》语言之口传性、 集体性与社会性的特质，以及文学语言与文本生成 之关系。
《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资料详实，考证审慎，重视各类文献史料的搜集与利用，不仅征引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传统文献，而且还充分利用大量笔记、方志和族谱、家谱、年谱等家乘谱牒。如在谈到段氏家族在当地留下的文化遗迹时，许教授指出：
在临淄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存在，民国九 年，崔象谷纂《临淄县志》记载：“段成式修行里，未详所在。于云牖《过修行里》诗：‘斜阳衰草冷平芜，千载人惊鬼董狐。留得《诺皋》一箧在，卮言尽可当三都。’”在山东邹平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清马输云：“文昌子成式，有文名世传。文昌封公，遂家于邹平，今之段家桥是也。故成式著《酉阳杂俎》多记长白山事。然史无其事，不敢传疑，且淄青之地久为藩镇所据，即文昌未必非遥封也。”清程之芳云：“段家桥，在城西三十里，唐平章段文昌封 邹平郡公，家于此。”
此处征引民国舒孝先修、崔象谷纂的《临淄县志》， 清徐政修、马骕纂的《邹平县志》与清程素期修、程之芳等纂的《邹平县志》中的资料，以说明段氏家族在临淄与邹平的文化遗存，颇具真实性与说服力。 另外，由书后附录的临淄段氏家族世系、临淄段氏家族大事记、临淄段氏家族交游表与临淄段氏家族婚姻表，亦可见其考证用力之勤。
除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外，《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还多处参考出土墓志、文物、考古发掘报告、名胜遗迹等，采用多重证据法，梳理出临淄段氏家族的历史源流、文化因缘、社会关系等。在考论临淄段氏家族的籍贯时，许教授指出：“《段志玄碑》记述，段志玄曾以朝散大夫的身份，‘从上破西河’。段志玄的兄长段志合（名会）也曾跟随唐高祖进攻西河，并因军功‘拜左骁卫朔破府折冲都尉、 曲沃县开国男’。段氏家族的籍贯之所以被称为西河，可能与段志玄参与唐初进攻西河有关。”〔此处即以出土的《段志玄碑》与《唐故左骁卫朔陂府折冲都尉段府君墓志铭》为参照，分析段氏家族籍贯为西河的原因。在论述段颍平定羌人时，除了征引 《后汉书*西域传》与《后汉书*西羌传》的史实外， 许教授还特别运用了《嘉峪关汉画像砖墓》中的资料。他说：“学术界有人认为段禧是段氏家族之后， 段颍是这一支，并且因为段禧担任西域都护，段氏家族从上邽（今甘肃天水）迁籍姑臧（今甘肃武威）。 在嘉峪关所发现的段清墓很可能是段颍的族人。”通过运用多重证据法，使论证更鲜活，立论更有根基。
许智银教授以其宏阔的学术眼界、丰厚的学养积淀、精审的文献功力，成就《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这一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创获，体现家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诚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