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仲 子 美 丽 的 转 身

                                      ——《人问》读后

        陈仲子所撰《於陵子》中《人问》篇，以齐楚重丘之战为例，表明了陈仲子对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独特观点与态度。其中“中州之蜗”的寓言，形象地勾画出陈仲子对战国时代未来发展趋势真切的预感和美丽的转身。

        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诸侯竞为富强，贪攘相率草尚之风”（刘向语），兴起了以争霸为主要目的的诸侯争霸战。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越王勾践是最后一个霸主。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痛心疾首，倡导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孔子把西周文、武、周公之治，视为十全十美的“治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以解天下倒悬为己任，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企图依靠圣王明君的“仁者爱人”之心，建立一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王国（小康世界），一直通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美丽的幻想在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中被碾碎了，但他留给了炎黄子孙和人类一笔极为珍贵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陈仲子比孔子回头走得更远，在《人问》篇开始，他连殷汤、周文王这些为孔子歌颂的“彼所谓圣人”，也给予了当头棒喝。陈仲子认为，造成“礼崩乐坏”的诸侯争霸，就是殷汤、周文王带头干起来的。造成今日战国乱世的局面，殷汤、周文王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陈仲子向往的是“相与均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休休与与，亡校满損”（《贫居》）的人类社会起点的公有制，鞭笞与否定大禹传子开始建立的家天下的夏、商、周三代。其实，孔子与陈仲子都是回头看，都不是往前看，他们的朝向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把理想王国的历史图景定得距离近一些，还是距离远一些的问题。

        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简单的生活逻辑告诉我们：在双方发生利益争执之时，只要一方拔出刀来，问对方想活还是想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消灭对方肉体，对方拥有的一切立即化为己有。因此，私有制社会最核心的游戏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战争就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毛泽东曾给战争下过科学的定义：“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霸，以车战为主，战争还带有西周初期贵族武术竞技特点，还讲究宋襄公那样所谓光明正大的礼仪要求，判决胜负的时间短暂，规模较小，双方消耗较少，残酷程度相对较低。可到了春秋末期，争霸之战逐渐向兼并之战发展，战争面貌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全期长达62年之久、激烈交战至少也有24年之久的吴楚拉锯之战，揭开了战国时代持久战、消耗战、综合国力战的序幕。故，“吴越”二字，成为“复仇雪恨”“血腥屠杀”的语词符号。正如《畏人》篇中所言：“凌柣而吴越，趾趾者，晓且夜也。”一跨出门槛，看见就是仇恨与屠杀，满世界熙熙攘攘奔走的人们，尽管是在白天，也如暗夜一样漆黑。这是对战国时代社会图景极为形象的描述与概括。

        “战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命名，是从西汉刘向编纂《战国策》而开始启用的。从“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两个半世纪，总共发生了230余场战争。战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战争成为社会课堂的主要教材。总体战、阴谋战、灭绝战等等，使战争的乌云遮蔽了历史晴朗的天空。公元前317年，韩、魏、赵、燕、齐五国联合匈奴攻秦，秦攻击韩、赵，斩首八万；前312年，楚发兵攻秦，秦杀楚卒八万；前307年，秦攻韩国宜阳，斩首六万；前293年，秦将白起破韩、魏于伊阙（今洛阳龙门山），斩首二十四万；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白起竟将赵国已经投降的士卒四十万，设诡计全部坑死。秦国之法，将士以斩获首级多寡给予奖赏，故秦兵所到之处，老人、妇女、儿童，尽皆被杀戮。时人称为“虎狼之师”。孟子面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血腥，痛心疾首，以解天下倒悬为己任，奔走于齐、宋、鲁、魏等列国，苦口婆心地向君王们推销其仁政王道，甚至想恢复西周井田制度，以此阻止武力与战争。试想，在杀伐白热化的战火中，人类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兽性，什么仁义道德、与民同乐、民重君轻等等，全是分文不值的饶舌。急功近利，一心只想通过武力吞并诸侯、独霸天下的君王们，孟子跟陈仲子一样，都是无用之人，多余之人。推究其本，孟子与陈仲子的朝向也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孟子倒退了五十步，陈仲子倒退了一百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云：“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的思想与政治主张不合时宜，人嘲之为“迂夫子”，体现出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深刻的悖论。孟子代表了人类普遍向善的追求，可人类走向善的漫漫征程恰恰又常常借助恶的力量去推动的，这便是以暴制暴、以战争制止战争的两类性质战争的理论体系。

        战国时代，最受欢迎的是孙武、孙膑直接服务于战争的兵家。“兵者，诡道也。”兵法就是搞阴谋诡计。其次，吃香的是韩非之流的法治权术思想。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王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名篇，大发感叹云：“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故秦王不惜以发动一场战争的代价，逼迫韩王让韩非出使秦国。韩非至秦不足一年，尚未得到重用，便被其同是荀子门徒的李斯嫉妒陷害，喝毒药而身亡。商鞅为秦相十年，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惨遭车裂?

        烽火连天、黎民涂炭的战国舞台，最为活跃的是“士”这个阶层的人物。“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语），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唯一安身立命的凭借。孔子最早揭示“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这一阶层的巨大能量。刘向云，“至于战国，士适腾智窃贤自雄”，诸子百家及其门徒，纷纷竖起旗帜，逞能斗智。精心包装，塑造自己的贤能形象；广而告之，推销其救世良方。真个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面对着巨大而沉重的战争车轮的滚动与碾压，陈仲子这位从战争总根上就全面否定战争的独特思想者，一反常态，举重若轻地为世人讲述了“中州之蜗”的故事：泰山与长江争雄称霸，“有中州之蜗将起而责其是非。欲东之泰山，会程三千岁；欲南之江汉，会程亦三千岁。因自量其齿，则不过旦暮之间。于是悲愤莫胜，而枯于蓬蒿之上，为蝼蚁所笑也。”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抉择：“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轻重，而一匹夫，非有万乘之号，诛赏之权，辄欲起而议之，则何异中州之蜗，为蝼蚁所笑也?”陈仲子的洞见与预言，“石破天惊逗秋雨”！参与推波助澜，甚或助纣为虐，这是陈仲子所绝对不为的。义愤填膺地声讨评判，殚思竭虑地遏制阻拦，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陈仲子对战国时代诸侯兼并的战争，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与考量。陈仲子已经真切地感受到战争车轮滚滚向前的宏大趋势，不可抗拒，不可逆转。“壹天下”（荀子语），天下统一已成为历史之必然。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陈仲子绝不做中州之蜗，他微笑着（比蝼蚁笑得更超然），背转身去，遁入长白山中，为人灌园，实现了美丽的转身。自然，陈仲子美丽转身的背后，也透示出深深的无奈。

        明代文坛公安派领袖袁中郎读罢《人问》篇击节赞叹：“仲子大涵养，大学问。”不能为不为，不可为不为，不为即无为，无为之益，自古希及，岂不大哉！袁中郎评介文章曾云：“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借以评价特立独行的陈仲子，陈仲子岂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思想者！

（转自一勺流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