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刘世南同志《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一文,指出“现在有些古书的标点、注释与翻译,错误较多,原因不外乎三点:(一)不明出处;(二)不知古义;(三)误解文意。”据笔者平日涉猎所及,觉得古书注释中的问题或不止此,仅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至少可以归纳为如下数条:(一)望文生训;(二)增字为释;(三)误解俗语词;(四)以今例古;(五)当注而不注。现在逐条举例说明,算是对于刘文的补充。

 

一、望文生训

 

 

 这是古书注释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细别之,又可分如下数端:

 

    1.因昧于古义而望文生训

 

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字、词的意义也会产生变化,某些字、词的古义,到后来消失掉了,后人不察,往往用这些字、词的今义或常义去训释古书,以致造成注释中的谬误。例如: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堕肝胆,就是肝胆涂地的意思。”按:此注误。堕字古有输义,堕肝胆就是输肝胆,犹言“把心交出来”。《史记·淮阴侯列传》:“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可以互证。注者不知堕字的古义,遂用其常义训释,牵强生硬,自不能免。

 

乐府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顾,念,想。反,同返。”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注云:“顾,念也。”按:顾字在此训为“想、念”,是错的。顾字古有还、返之义,顾反是同义复词,是归返、回来的意思。《韩非子·内储说上》:“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日:‘何见于市’?对日:‘无见也。’”这个顾反即是归返、回来的意思,顾字绝不作想念解。乐府诗《度关山》:“行人思顾返,道别且徘徊。”顾返是思字的宾语,前一句诗只能读作“行人一一思—顾返”,而不能读作“行人—思顾—返”。顾反作归返、回来讲,屡见于先秦两汉的古籍,清人王念孙在其《读书杂志》一书中有专条论述,可成定论。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其中的“已诺”一词,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已,犹践;……此二句言既已答应别人,就一定忠诚老实地去践约,……”。按:已诺之已,非已经之意,亦非践履之意。北大注本为已字的常义所惑,故作出此种训释。今谓已字古有不许之义,与诺字正相反对。《礼记·表记》郑注、《荀子·王霸篇》杨注,均曾指出已为不许,诺为许,又《鹖冠子》卷中:“已诺不专”,陆佃注:“反诺为已”。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若(诺)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绝也。已若(诺)不信,则知(智)大惑矣。”此均足证明已诺为古之成语,已为不许,诺为许。然此一古训,久已湮没,注家不察,每以今义或常义释之,遂尔致误。

 

张籍《离妇》诗:“堂上谢姑嫜,长跪请离辞。”马茂元先生注云:“离辞,临别的赠言。”按:此解误。照此注释,则“请离辞”三字可翻译为“请临别的赠言”,不成话。离辞实即陈辞,《玉篇》:“离,陈也。”是离有陈义之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王念孙谓“离辞,陈辞也。”

 

柳宗元《袁家渴记》:“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翁葧香气。……”周振甫先生注云:“纷红骇绿,花叶被吹得纷乱,象吃惊似的。……骇,惊骇。”按:注者囿于骇字的常义(惊骇),不得不作出这样生硬的注释。其实骇字古有乱义,纷红骇绿即纷红乱绿,纷与乱、红与绿,各各相对成文。骇作乱解,于古有征:

 

《国策·宋策》:“而国人大骇”,注云:‘骇,乱忧也。”(此注见于姚宏刊本)

陶渊明《命子》诗:“逸虯绕云,奔鲸骇流。”李公焕注云:“二句喻狂暴纵横之乱也。”

嵇康《琴赋》:“闼尔奋逸,风骇云乱。”骇与乱相对成文。

 

此外例证尚多,不烦枚举。而纷、乱二字,在诗文中往往相对成文,如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血流纷在眼,涕泗乱交颐。”此二字亦可相结合而成一并列复合词,如《史记·楚元王世家》:“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此亦可助证“纷红骇绿”当即“纷红乱绿”之意。

 

柳宗元《封建论》:“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家著作选读》注云:“受,接受。”按:此解误。受字古有接受和授予两层意思,而这里是作授予解。《说文》:“受,相付也。”既云相付,则包含受、授两方面。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宋书·垣护之传》:“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受字均作授予解。

 

2.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

 

清人王引之云:“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日:‘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本无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种因不明假借而以文害辞的现象,在古书注释中是并不罕见的。兹举二例:

 

《史记·项羽本纪》:“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顾学颉先生注云:“微闻,略略听到,暗暗听到。”按:释微闻为“略略听到”,不妥当。微字在此应是??的假借,《说文》:“??,司也。”(司即伺)即伺探、伺察之意,微闻就是窃听。在上引一段文字中,微闻与窃言相呼应,窃言就是私下里偷偷地议论,微闻就是暗中偷偷地探听。

 

《楚辞·九章·抽思》:“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其中“动容”的容字,从朱熹、王夫之、蒋骥,直至今人郭沫若、文怀沙、马茂元诸先生,都解作容貌、容色之义,殊不知这个容乃是搈字的假借,《说文》:“搈,动搈也。”《广雅·释话》:“搈,动也。”王念孙疏证即引《九章》“悲秋风之动容”句,并谓“溶、搈、容并通。”秋风动容,殆言秋风之劲厉猛烈,动容是同义复词,容字并非容貌、容色之义。今人姜亮夫师、刘永济、蒋天枢两先生均采用段、王之说,读动容为动搈,是完全正确的。

 

3.因不明语源而望文生训

 

韩愈《华山女》诗:“广张福罪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马茂元先生注云:“狎恰,当时口语,你邀我,我邀你的意思。”按:此解无据。狎恰即恰恰,亦即戢戢,其义为密集、积聚、繁碎、频繁,详见拙作《古代汉语词义札记》一文,此不具。“听众狎恰排浮萍”,是说听众密集如浮萍之排列,以言其多。又张籍《采莲曲》:“青房园实齐戢戢,争前竟折漾微波。”同书注云:“戢戢,饱满而突出的样子。”按:此亦臆说。戢戢亦密集之义,它与押恰、恰恰出于同一语源。

 

4.因误解连语而望文生训

 

清人王念孙云:“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可惜注释家们常常犯这样的毛病,试看二例:

 

李密《陈情表》:“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狈,一种狼类动物。据说狈的前腿很短,走路时常把前腿架在狼身上,否则不能走路。……”按:这是承袭了唐人段成式、苏鹗等的谬说,其实狼狈是连语(亦称联绵字),狼和狈各表示这个双音词中的一个音节,它们本身并不含有单独的意义。狼狈本作刺癶,《说文》卷二上大部:“癶,足剌癶也。”亦作狼 (足 贝),慧琳《一切经音义》卷58“僧袛律”第34卷“狼现”条云:“狼(足 贝)犹(足 真)(足 贝)也。”

 

《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马茂元先生注云:“犹,小犬;豫,同预,敏感也。人带着犬走路,犬总是预先走在人的前面。当它跑了一段路之后,又觉得不放心,跑回来找它的主人。如此时前时后,来回不息地走着。因此,说人的行动没有决断叫做‘犹豫’。又谓“狐性多疑……所以说人的多疑叫‘狐疑’”云云。按:这是承袭了《尔雅》、《水经注》《颜氏家训》等的旧说,其实是不科学的。清人黄生、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朱骏声等均曾指出犹豫、狐疑是连语,不能望文生训。今天我们注释古籍,就不宜再沿袭那些不科学的旧说。

 

 

二、增字为释

 

 

所谓增字为释,清人王引之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王氏这段话指的是古代经书注释中常见的毛病,其实在现代一些古书注释中,也不难发现这类错误。兹举一例,以见一斑:

 

陶渊明《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王瑶先生释“靡所挥”为“恨无发挥能力机会。”按:此解误。因为一个挥字,绝无“发挥能力机会”这样复杂的意思,王注实属增字为释。今谓挥字古有挥酒之义,(《礼记·曲礼上》:“饮玉爵者弗挥”,何氏《隐义》云:“振去余酒日挥。”)“所挥”是一个带有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指的就是酒。这两句诗的意思本极简单:“感物愿及时”,指览物生情,欲及时行乐,“每恨靡所挥”,指恨无好酒可饮。

 

  

 

三、误解俗语词

 

 

 

 

这里所谓俗语词,指古代的方言、口语之类,这类词,乍看很简单,但其含意往往把捉不定,稍一不慎,即上大当。例如:

 

杜甫《彭衙行》:“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其中“痴女饥咬我……”二句,马茂元先生注云:“两句叙述三个过程:‘痴女’因饥饿而咬我’,可是‘咬我’并不能充饥,于是她‘啼’了;小儿啼哭,很可能引起荒山中的虎狼寻声而至,这样又使得大人畏惧起来。”按:说痴女因饥饿而咬她老子的肉,这是不近情理的,其实这个咬字乃是唐代的俗语词,有求恳、纠缠之意,“痴女饥咬我”,是说杜甫的女儿因饥俄而恳求杜甫、死死地缠住不放。《敦煌曲校录》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父边螫咬觅零银,母处含啼乞钗钏。”这里的“螫咬”跟杜词的咬字用法全同,都有再三求恳的意思。

 

杜甫《画鹰》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冯至先生等的《杜甫诗选》注云:“何当,为什么不使它?应该叫它。”按:“何当”是个习见的俗语词,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归纳了五个义项,在此则应训为“合当”,正如张书所云:“此何当字紧承上二句之堪字可字,一气相生,言合当击凡鸟也。”

  

 

 

四、以今例古

这是指由于在注释中用现代的概念和观点强加于古人而形成的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并不少见,在“四人帮”搞评法批儒时更为流行。下面是两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荀子·不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前几年出版的一些法家著作选本多注为:“吟口,为人民所歌颂。”有的文章进而说荀子是在歌颂盗跖,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吟口”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定是指“为人民所歌颂”吗?很成问题。据笔者所知,关于吟口二字的解释,前人至少有过五种说法,(杨倞、郝懿行、俞秘、王先谦、刘师培均有说)迄无定论,因此不能肯定此二字一定指的是“为人民所歌颂”。其次,荀子这段文章绝无歌颂盗跖之意,荀子之所以说“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是为了反衬下面两句话:“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在荀子看来,盗跖的行为不合乎礼义,是君子所不以为贵的。再看荀子其他一些文章,贬环、骂跖的地方实在不少,(《劝学篇》:“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是也。”《荣辱篇》以跖与桀并提,桀是坏人,则在荀子看来跖自然也不是好人。)荀子怎么会在此一反常态,歌颂起盗跖来?某些注本之所以训“吟口”为“为人民所歌颂”,其目的不过为了说明荀子是法家,于是不顾语言事实,硬是把注者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荀子。

 

类似的例子还有“法后王”的问题。荀子所谓的“后王”究竟是指什么?这是有争论的。唐人杨倞认为指近时之王,清人王念孙、钱大昕、刘台拱等则认为指周初的文、武二王。许多选本都撇开后一说,而竞用杨倞之说,这是因为杨倞的说法比较适合于把荀子说成为法家这一需要。其实清人的说法比杨倞说细密而精确,是不能悍然置于不顾的。

  

 

五、当注而不注

 

所谓当注而不注,是指古书中难解之处应当特别加以注释的,注家反而付之阙如,不予注释。究其原因,盖有二端:一是没有看出问题,误以难为易;二是注不出而不得不进行回避。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不能不给注释工作带来缺陷。笔者平日在阅读之中,常常发现自己搞不懂的地方,注本偏偏无注,每当此时,不禁掩卷兴叹。下面且看几个例子:

 

杜甫《秋雨叹三首》:“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诗中的“比数”一词,不大好解,虽然我们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也碰到过这个词:“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但《报任安书》中的“无所比数”一句也同样费解。我们查了《杜甫诗选》,偏偏没有对“比数”作注。

 

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其中的一个“貌”字,一般读者未必知道它相当于今天的描字,所以应该注上一笔:“貌,动词,描画的意思。”试查《杜甫诗选》,无注。

 

杜甫《曲江三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按:“寻常”一词,在唐人诗文中有两个含义:一为平常,一为时常。注家应该注明这句诗中的寻常究竟是哪一个意思,查《杜甫诗选》,无注。

 

 

以上粗略地谈了一些古书注释中的问题。为了说明问题起见,笔者就平日涉猎所及,举了一些选本作例。对于这些选本及其注家,笔者绝无菲薄之意。应该说,这些选本在同类著作中都还是比较好的,其中一些选家和注家,还是有着高深学养的专门名家,是笔者素所崇敬的。不过“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所以这些注本中也就不无可商之处。同时,这也说明了注释古书之难,前人曾有“注书难于著书”的说法,看来有一定道理。以专门名家,尚且不能无失,则自郐以下,更不待说。复次,我们感到搞注释工作的同志应该具备相当的古汉语知识,方能勉为其难。有些专家,在古典文学方面是造诣很深的,但对于传统的“小学”,(章太炎谓之“语言文字之学”,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可以称之为“古汉语”。)则似乎所知不多。从注中可以看出:许多著名的“小学”专著,象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俞樾的《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以及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等,有些注家竟未寓目。于是就造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以赫赫名家,其所注书中竟有不少常识性错误。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咎于这些名家的学问太专门了,既专于此,则难免疏于彼。象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那样言、文兼通,样样精到的注本,毕竟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的。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