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志成书社”和“醒民文化社”

王玉凝

       “志成书社”1933年开设于原齐东县城九户镇南街路西， 经理是爱国华侨王辑五先生，后因时局变化，迁移于西街路北，改名“醒民文化社”。

       王辑五先生，九户乡杜家村人，1922年至1931年侨居日本名古屋市经商，为市中区华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并担任该地区华侨公助会长。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被选为名古屋市市中区中国国民党党部常务委员。他曾和侨胞在市中区开设华侨共济食堂，为侨胞的旅居提供便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侵华战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东三省人民遭受涂炭之苦，祖国大地岌岌可危。王辑五先生激于忧国忧民的爱国义愤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志，毅然携眷回国。

        1932年春，辑五先生回到了文化教育极度落后的家乡九户。当时家乡农民受封建剥削和土匪张鸣九部骚扰，生活极度贫穷落后。辑五先生深感欲救国必先唤醒民众，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应先从文化教育着手,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为此，辑五先生决心创办文化书社作为革命事业的基础。1933年他变卖了家中部分财产，在九户镇的南街路西开办了“志成书社”，取意革命救国有志竟成之意，在齐东尚属创举。由于条件的限制，“志成书社”规模不大，门头和内室只有四间，后来又在路东租赁两间，为石印机机房。“志成书社”的开 办，得到县当局的赞许和当地知名西医丛羡廷大夫的支持。因资金不充裕，辑五先生自任经理，侄子王亮楹担任采购，另雇用了会计、营业、徒工各一人，印刷工人二名。

        “志成书社”开创的目的在于启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觉悟，便于开展爱国斗争。书社多以销售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和时代的进步书籍为主，如《鲁迅选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巴金、郭沫若、郁达夫、丁玲、冰心等新的小说选集等。为满足读者的要求，也出售些知识广泛的地理历史书籍，如《世界地理新编》、《中国版图详解》、《东周列国志》、《春秋史话》、《三国志》及历代各种史书、演义、古典小说、诸子百家、名人传记、诗词、外国小说名著等。此外，学生用的课本、 纸张、笔墨均一应俱全。当局禁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也在暗地少量出售。

        由于书社运筹有方，货值充实，适合时代和当地人民的需要，取得了农民、学校知识分子的称赞和拥护，书社成了这一地区的知识宝库，生意日渐繁稠，购买者络绎不绝。同时，书社也成为王辑五先生结识联系爱国人士的场所。

        后来，王辑五先生感到“志成书社”铺面窄狭，影响业务的发展和接触广大革命同志，遂于1934年冬搬到本镇西街路北，设门头四间，内院房屋八间，作为设备宿舍客房之用，同时又增添了石印机一台，工人几名。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国事日靡，内忧外患，农民深感国家危亡在即，知识分子在被压抑的情绪下，更是苦恼万分。人们只能噤口于无声处交头接耳地传递个人对时局的忧虑和不满，不敢大声呼喊救国， 以免受到“抗敌”、“抵制外侮”和不满南京政府的罪名。王辑五先生目睹国内政局的混乱和政府妥协投降心急如焚。遵照孙中山先生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的教导，他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喻，将“志成书社”改名为“醒民文化 社”，作为当地人民的革命先声，以期唤醒民众，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醒民文化社”的改称，引起了当地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的关注。齐东县各学校的校长、教师趋往书社和先生来往，如九户镇的完小校长巨佩芝、王子馨、徐香甫、孙林亭、张雪庵，刘家镇学校校长李一村，弭家学校张莲溪，还有郭锡九、曹得敏等，经常到书社客室集会，议谈国家大事。

        由于“志成”、“醒民”的影响，许多抱有爱国思想的农民，也与文化社频繁往来，找寻救国道路。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先生不顾传统的旧观念，商得杜家村民的意见，举办了杜家村第一任女子初级小学（1936年我曾在此教书一年），该校一直支撑到七七事变，后因抗战而被迫解散。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全面抗战的高潮，书社也开始翻印被禁锢的革命书籍和有关抗战文件、材料，开展地下工作。如，给曹家码头复兴中学印教读课本，给九户学校张雪庵印所编的语文课本、算术千解等书，转印孙家镇驻军一八一师抗战部队的抗战布告。同时，书社也自印“决心不买日货”、 “抵抗外侮”、“唤醒民众起来抗敌”、“万众一心保卫国土”等抗战传单。

        不论是“志成书社”、还是后来的“醒民文化社”，在当时是一个地方上新颖的文化书局，在地方上颇有名望，在激发民众 爱国热情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起了推动作用。日军侵入山东后，辑五先生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抗敌斗争，后来献出了生命，时年39岁，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转载自邹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