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与五子登科（上）

 

导视：随着高考的日益临近，金榜题名又成为莘莘学子们热议的话题。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五子登科”，成为古代人人羡慕，津津乐道的家族盛事。在邹平清朝的历史上，曾经流传着孙镇辉李村一家五个儿子全都中举做官的佳话。这样的奇迹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是家学渊源，还是教子有方？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五子登科”的奇迹？

敬请收看原邹平县孙镇文化站站长，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李东先生为您讲述《五子登科》的故事，《邹平史话》即将播出。

 

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在大清王朝乾隆年间，在邹平县孙镇辉里村同样出了一个叫李廷桂的人。经过严格教育，他的五个儿子全部考中了举人和进士，成为名冠齐鲁的“五子登科”。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家庭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五子登科”的奇迹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奥妙存在？下面我准备从五个方面来解开这个谜团。

1.中国的科举取仕制度

2.“五子登科”生平简介

3. 民间传说故事

4.“五子”的同辈及后辈

5. 故居原貌及现状

 

一、中国的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光绪31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延续了1300年。据相关统计，在这1300年间，历代王朝总共录取进士不到十万人，状元800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近人对科举制度多有非议，甚至全面否定。这是不符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的发展史实的。

1、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公开而公平的官吏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首推“自由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取仕、公开张榜”的原则。它对之前实行的选官制度，诸如“分封制”、“察举制”来说，都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它从根本上铲除了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世袭制度，更好于没有标准的举荐选拔制度。它在抑制门阀、限制权利对人才选拔干预方面功不可没。

2、科举制度为广大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实现抱负的公开而又公平的竞争机会。

官宦子弟虽然具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如果学习不刻苦，考试成绩不佳，照样要被科举考试所淘汰。正是这种仅凭考试成绩，且万里挑一的严格考试制度，它迫使所有的学子从小就要勤奋攻读。贫家子弟范仲淹为什么一日两餐仅吃两块粥冻，还坚持读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这就是平民百姓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感受。

中国的儒家伦理特别注重家族观念和乡土亲情，这种特色也不可避免的在科举考试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演绎出了诸如“父子状元”、“兄弟同榜”和“累代甲科”之类的科举佳话。什么叫“累代甲科”呢？它是指一家三代以上的直系亲属，嫡传子孙连续考中进士。历史上三四代的“累代甲科并非少见，但五代以上的则为数不多。我省已知的五代以上“累代甲科”有四例：

（1）滨州杜诗一家七代进士

（2）诸城刘统勋一家五代进士

（3）昌乐闫世绳一家五代6名进士

（4）邹平李廷桂一家五代10名进士

这其中就包括李廷桂自家的“五子登科”。据查一家“五子登科”，这在山东省尚属首例。

 

二、“五子登科”生平简介

辉里村李氏族人李廷桂，一生生了六个儿子。老大李景严17岁就死了。从老二到老六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在科举考试中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子登科”。

次子李鹏：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顺天府举人，当年23岁。乾隆六十年，32岁的他又考中进士。

历任官职：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宗人府主事、吏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江南道监察御史、福州府知府。

主要政绩：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请旨疏通吴淞江河道，由于他亲临指挥，带头实干，原定五年，三年就提前完成了任务。另在稽查海运、查禁私盐等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办事公正无私，皇帝亲点让他三次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二次担任礼部会试内监试。

李鹏1834年卒于福州知府任所，时年72岁。

三子李景岱，乾隆59年（1794年）考中举人。嘉庆6年（1801）又中进士。历任河北平乡、邢台、清苑、获鹿县知县。

任清苑知县时，当地盗匪横行，积案如山。李景岱不顾事务缠身，亲自深入调查办案。仅用一年时间就肃清了盗匪，理清积案。

道光8年（1828年）李景岱急病发作，死于获鹿知县任所。

四子李鹄，嘉庆5年（1800年）中乡试副榜，6年（1801）又考中举人，十年后（1811）再考中进士。

李鹄性格内向，不善言语，中进士时已42岁。他历任直隶成安、云南宜良县知县。道光17年（1837年）病逝于云南宜良县任所。

五子李景峄，生于乾隆36年（1771年）。乾隆59年（1794）23岁与三哥李景岱同榜中举。据说，李景峄是“五子”中身材最高，相貌英俊的人。因此中举后即被钦点至咸安宫任教师。一年后提拔到江苏溧阳、丹徒任知县。继而升任松江府常州府知府。最后晋升为苏松太兵备道。李景峄行事果断，敢作敢为，老县志记载他的事迹最多。

（1）敢于惩恶除奸。任职丹徒县时，当地一刁蛮之徒想把县育婴堂的公田霸为己有。李景峄不为所惧，亲自带人丈量公田并把它分段包给了当地百姓耕种。

（2）敢于向上司进献忠言。在长州任县令时，适逢麦收，上官突然下达了疏浚河道的命令。同级官吏都不敢说话，为了替百姓办事，景峄独自上书给顶头上司陈述利害，终使上官下达了改期的文告。

（3）清除运河淤积，使江南黄金水道畅通。道光六年，江南运河水道严重淤积，漕运受阻。朝廷任命他为治河总指挥。他亲率江苏所辖四府一州的官吏、百姓奋战数月即疏通了运河河道，使滞留江南的160万石粮食很快运抵京城。

李景峄一生只知为朝廷尽忠，为民办事，是政界的“拼命三郎”。1828年积劳成疾卒于任所，时年58岁。

李景峄是“五子”中唯一没有中进士的举人，但他最后官阶最高，兵备道为二品大员。生前诰授一品朝议大夫，死后晋封一品光禄大夫，其妻张氏也被晋封一品夫人。

六子李景嵩，生于乾隆40年（1775年），乾隆60年（1795年）20岁中举人，嘉庆4年（1779年）24岁时又一举考中进士。真可谓少年得志，风华正茂。据说他精明干练，很有办事之才。任职河北深泽县知县十二年，除盗贼戒赌俗，选人才办教育，建树颇多。嘉庆16年父亲病故，景嵩闻讯后忧伤至极，回家守孝二年，归任后不久即患病身亡，年仅38岁。

 

三、关于“五子登科”的民间传说

辉里村李廷桂的五个儿子相继登科中举后，龙颜大悦。嘉庆皇帝曾亲自书《五子登科》匾赠予李氏家族。（一说大学士刘墉所书）。“五子登科”新居落成后，此匾曾悬挂于门楼之上。随着“五子登科”的声名传播，一个个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也在口头相传中渐渐形成。

传说 1、四子李鹄为钻裤筒后中举。

李廷桂的两位妻子共为李家生了六个儿子。传说第一个妻子张氏生下三个儿子后眼睛突然瞎了。为了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她力劝丈夫又娶了第二个妻子高氏。后来两人又陆续生下三个儿子。这里面就包括四子李鹄和六子李景嵩。有一个传说是李鹄为高氏所生（一说李景嵩是高氏所生），李鹄长大后第一次参加乡试未中，回家后伤心不已。瞎母问明缘由后说“你不是我的亲生，怎能一次得中？现我用新布做一条长裤，请四儿从中钻上一遭，下次再赴乡试保你得中。”次年皇太后生日加试恩试，老四赴考果然得中。

传说2、辉里村是龙卧宝地，能出斗米之官。

据传，六百年前的明洪武末年，邹平青龙山一带忽然遭遇暴雨和龙卷风袭击。一声炸雷把青龙山哑风口炸开一条裂缝，一条黄龙突然挟飓风从山缝中腾空飞出，接着便向东北方急逝而去。当龙卷风刮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一片灰菜地时，正碰到一壮年男子在地里挖菜，他唯恐飓风危害自家的田园，随手便将镰刀向旋风中心扔去。说来也怪，只见几滴鲜血从空中滴下，霎时龙卷风没了踪影。这位壮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洪武初年从河北省枣强县迁来的李氏先祖李天锡。因李天锡在灰菜地里锁住了黄龙，保护了李氏庄园，人们就把这个村子起名叫做“灰李庄”，后来更名为辉里庄，意即村庄必定会有光辉远大的里程。

不久，一南方老道云游至此，他发现村庄上空常有龙云蒸腾之气。就编造谎言，说这里有一条恶龙，并鼓动当地百姓挖沟将龙脉挖断。临走时老道留下预言：二百年后如黄龙安在，辉里庄将会出十代进士、斗米之官。近查史料，发现明洪武末年即为公元1400年，而李氏家族的第一个朝廷命官是公元1660年走马上任的李桓。接下来的100多年里果然连续中出五代进士（因龙脉破损，所以只出一半），至于这斗米之官吗？也不能说不准，只不过有些过于夸张罢了。

 

四、“五子”的同辈及后辈

和“五子”差不多时候中举的堂兄弟共有3人：

1.李鲲（端甫子）嘉庆3年（1798年）考中顺天府举人。

2.李景鸿，嘉庆24年（1819）中举人，1838年又考中进士。

3.李景颐， 与兄景鸿同榜中举，1826年又考中进士。

在五子的子侄辈中，经科考中举的有4人：

1.李树泽，1821年中举，1840年又考中进士。

2.李培，1822年中举，1844年又考中进士。

3.李漱南，1837年中举。

4.李涛，1840年中举。

孙辈中一人中举：

李焯，（景嵩之孙）同治12年中举人。

 

五、“五子登科”故居原貌及现状

“登科五子”的故居“长善堂”是以李景峄为主，弟兄五人共同出资于1800年动工，历时十年建成的。故居为长100米，前宽45米、后宽30米的五进庭院。大门座北朝南，门楼上方挂《五子登科》匾，内上方挂“兄弟同榜”，门楼内右侧挂“进士及第”匾。走进大门往左拐，一进庭院为花厅和祭厅；二进庭院除正北主房外，左、右各有厢房3间；三进庭院为大过厅，四进为六间二层楼房。五进院有正房五间，左右各有厢房。总住房共50余间。

1933年实验县在此办乡学，曾采取国民政府拨款、全体村民捐资的形式对故居进行全面维修。至1956年故居基本保存完好。1957年辉里完小因扩建校舍扒掉了二层楼房，后又扒掉了北大厅。之后历经十年内乱、公社盖礼堂、村里买大拖拉机等事项，才将故居房屋破坏殆尽。

作为李氏家族后人，我曾在故居的房屋中上过学，亲身感受过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看到故居的破坏现状，我心中感到非常痛惜和难过。在此我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请政府文物部门立一块《五子登科故居》的石碑，树在旧址上，并投少量资金垒起院墙将旧地保护起来。二是请县、镇、村三级协商制定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在外创业的李氏知名企业家回村投资逐步将故居原貌恢复。“五子登科”毕竟是全国少有、山东唯一的文化奇葩。她的潜在文化价值比起《魏氏庄园》和《乔家大院》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转载自新浪微博邹平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