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不少连续三代以上科举入仕、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及地方社会上均有影响的大家族，被称为仕宦家族或科宦家族。仕宦家族有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和王公贵族，他们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重视家族文化的继承和对后代的教育，恪守儒家宗法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忠孝之道。这种家学、家风日积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仕宦家族在山东有百余家，如诸城刘氏先后出了11位进士；日照丁氏连续三代中进士，出了20余位举人；无棣吴氏5人中进士，5人担任封疆大吏；滨州杜氏连续八代中进士；福山王氏共出了27位进士，37位举人。一些家族出现了父子同朝进士、祖孙进士，甚至父子三人均为翰林、同朝为官的佳话。和当时其他地区的仕宦家族一样，山东仕宦家族与清朝上层政治、以及基层社会和思想文化关系密切。
这些家族数代入仕为高官，祖孙几代或父子、兄弟同朝为一二品大员，官至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对中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王士祯、刘统勋、刘墉、冯博、杜受田、孙玉庭等，都是备受皇帝信任和倚重的股肱大员，对于当时朝廷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官员升降与任免都有影响。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师生、同门等形式结合在一起，在政治上形成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朝政。
这些家族在地方上也有强大影响力，对于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作用重大。他们的代表人物长年在朝廷为官，但能心系故里，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并且依靠财力提高家族的威望。大灾之年，多能广散家财，赈济灾民；战乱之时，又能团聚乡邻，武装自保；平时组织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兴办学校及慈善机构，在广维人缘、赢得民心的同时，也为其家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作为科举入仕的官员，他们熟知儒学经典，重视对文化典籍的收藏、整理和传播。清代山东出现了众多在诗文上有成就的大家族，如临朐冯氏、临邑邢氏、无棣吴氏等。族中官员无论是为官任上，还是隐居乡梓，都十分重视文化。为官地方，他们通过游历考察，将各地风土人情用笔记、诗歌等方式记录下来；归隐乡野，他们协助地方官编写方志，修缮家谱族谱，并通过碑记、札记等形式弘扬文化。
清代仕宦家族重视子女教育和家学、家风传承，立有各种家规家训来鞭策晚辈，通过教育保证家族长期兴旺发达，人才辈出。山东仕宦家族传承下来的家族文化，包含了许多富有哲理的内容，主要有：
（一）为人宽厚，重原则、讲义气；为官清廉，忠君爱国、体恤百姓；经商重诚信，先义后利。
如诸城刘氏家族的刘统勋尽管位高权重，但始终保持清廉本色，从不接受下级贿赂，对于贪赃枉法的高官敢于严查，并果断将其绳之以法。其子刘墉也以正直清廉著称，尽管仕途多有起伏，但不畏权势、敢于直言的本性从没改变，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清官。这些家族的一些代表人物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不计较个人得失。又如，清初为防止反清势力在海上活动，实行海禁，给沿海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日照丁氏的丁泰不计个人安危，上《开海禁疏》。他的呼吁最终打动了康熙帝，下令允许山东沿海开禁通商。无棣吴氏大族的吴自肃在地方官任上，冒着被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两次救下被诬为盗的大批无辜群众，在户部尚书任上也不惧威吓，严惩贪官，康熙帝赞扬他“山东人真好汉”。黄县丁氏多人为官，又以经商致富，特别讲究诚信待客，和气生财，家族兴旺发达，数百年长盛不衰。
（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礼让为先。
如日照丁氏家族丁允元中进士后，前途看好，但因母亲年老多病，不惜辞官回乡照顾，母亲去世后，才重入仕途。其弟生活窘困，他把家中的十亩地全部让给弟弟一家，并努力救助族中贫困子弟。丁氏族规还要求族中富裕者需每年出钱米若干，专门接济族中贫寒或遇婚丧之事无力承担者。诸城刘氏家族的刘绪烩，其兄早亡，兄之二子年幼，他不仅承担起抚育侄子的责任，还将族里远亲的孤寡老人接来赡养，深得乡人好评。敬老爱幼、家庭和睦，不但带动家族和睦，同时也有利于地方上形成和谐安定的氛围。
（三）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热心公益。
清代山东仕宦家族资产丰厚，其成员官至高位，衣食无忧之余，也提倡多做善事，为家族赢得好名声和更大发展空间。如无棣吴氏代表人物吴自肃及吴垣、吴坛兄弟在外为官多年，不断捐出俸禄资助当地建设学校、救助灾民，“虽积逋（bū，拖欠）累累，而轻财好施，廉俸所入，拯济穷困，无少勒惜”（吴重熹《吴氏世德录》）。黄县丁氏家族经商致富后，念念不忘周济乡里，做了大量积德行善之事，被乡民誉为“善人之家”，咸丰年间当地政府特赠其“善行成风”匾。凡遇天灾，诸城刘氏家族均及时开仓救济灾民，还捐出部分土地建平籴仓，救济无以为生的百姓。每到灾年，莒南庄氏家族主动提供钱粮给当地官府救济灾民，对贫困乡民无偿提供粮食、医药援助，对于无法偿还的债务往往一笔勾销。民国初年，庄氏家族还荣获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所授“乐善好施”之匾。
清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一部分大家族走向没落，但也有不少仕宦家族能够顺应历史变革潮流。清末民初,无棣吴氏、日照丁氏、莒南庄氏、临朐冯氏等家族成员纷纷进入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通过对近代教育、科技、法律、商业、医药、军事知识的学习，开阔了视野，有些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积极投身于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经济上，他们也逐渐摆脱依靠土地剥削农民的生活，开始把族中积累的资金投资于工商业中，兴办实业、开矿建厂、扩大商号、开办金融业、发展民族工商业，积极宣传实业救国。这种转型，让一些延续百年以上的大家族在进入民国后仍保持着旺盛活力。其族中一些先进人物，更是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各自的领域中作出贡献。
仕宦家族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其文化中有许多糟粕，其中的维护封建伦理观、等级观，强调族权，主张男尊女卑，信奉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应予扬弃。同时，清代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元素，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依然是今日通行之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如对国家忠诚；为官清正廉洁、正直敢言、不畏权势、体恤百姓、服务社会；为人正直善良、重义轻利、勤劳节俭，乐善好施等观念，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其家族文化中倡导的父慈子孝、邻里和睦、济贫救孤、关心乡梓等，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朱亚非，1955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兼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明清史论稿》、《山东通史》（明清卷）、《齐鲁文化通史》（明清卷）、《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等，发表论文6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