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被称为有清一代的“开国儒师”，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逸闻佳话。而在他北游的二十六年中，却有二十一年的时间往来居留山东。这些时光，使顾炎武得以了解和接受山左学风，对他的学术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反过来说，他的理论和著作也影响了一代山左学人。所以，顾炎武在山东的足迹，是一段文化交融的厚重历史。

       踏遍齐鲁 交游广泛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顾炎武因为支持张煌言等人的武装“反清复明”活动，被昆山当地富豪叶方恒告密，逮捕下狱。在好友归庄（归有光之孙）等人的积极营救下，这才化险为夷。哪知叶方恒不肯罢休，居然又派刺客追杀他。于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无奈之下变卖家产，北上山东。

      顾炎武来山东的第一个地方是莱州。之所以到莱州，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原来莱州是当时江北“复社”的中心。而顾炎武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主张改良、抨击时政的社团。

      据《国朝山左诗抄》记载：“当时云间有几社……山左有大社，统合于复社，著录共数千余人……吾乡（山东）之预斯盟者，共九十一人，而莱阳居三分之二，且又过焉。”在这里，顾炎武与当地复社领袖赵士完和任唐臣定交，而日后顾炎武在山东所结交的人物，也主要与复社有关。

      自此以后，顾炎武几乎游历了山东的各个地方，自莱州出而即墨、潍县、青州，西至济南府及下辖的章丘、长山、邹平、济阳、长清以及德州、泰安、曲阜、兖州等地，并且对各地的风物人情都有所研究。各地的名胜古迹，例如崂山、泰山、灵岩寺、孔府、苏禄王墓等更是他的必游之处。

      在游历期间，他广泛结交山左名士，但在结交中有自己的准则，即“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也就是说，一般的达官显贵，他都是避免往来的。因此顾炎武所结交的山左人物，多是学人和布衣隐士。当然也不是全部，比如新城王士祯兄弟，也与其诗文唱和。

      这其中来往最为密切的，当属德州的程先贞、新城的徐夜、济阳的张尔岐和曲阜的颜光敏。程先贞乃前明遗老，亦是复社成员，著有《海右陈人集》、《燕山游稿》等著作，及程氏卒，作《哭程工部》一诗痛悼之。徐夜则是清初诗人，他家世渊源很深，既是《齐音》的作者王象春的外孙，又王士祯的表弟；张尔岐则是有清一代的经学大家，在参加编修《山东通志》时与顾氏定交。颜光敏则为颜回的六十七世孙，号称“康熙十子”之一，与顾炎武情同手足。另外，邹平人马骕也很值得一提，其《左传事纬》和《绎史》是史学界的两部巨著。

      由张穆的《亭林年谱》可知，顾炎武在山东结交的主要人士，有二十一人。这些人物，多为入清以后隐而不仕或者虽然入仕却有一定操守的人。由此也可见顾炎武的志趣气节之一斑。

       两处庄园 两个官司

      顾炎武于康熙四年（1665年）由德州入济南，在章丘大桑家庄置田十顷作为衣食之源。他在《刈禾长白山下》诗中如是写道：“载耒来东国，年年一往还。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诗中既赞美了齐鲁田园风光，又说明了其购置田庄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活上可以保持自立，而不仰赖他人；二是政治上可以守住气节，而不必为生计向当局称臣。

      顾炎武在这里居住了十余年的时间，虽然经常外出游历各地，考察边关塞川，联络抗清志士，但是始终把这个建筑在桑树园边的小小村落作为自己的依托。然而正当他积极筹措抗清事宜时，历史上著名的“黄培诗案”发生了。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官至明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乃是复社的骨干，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因其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等反映了反清的民族思想，所以他家世仆黄宽之孙黄元衡（本姓姜）在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山东巡抚衙门告他“阴结士类，诋毁新朝”。案发后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论罪处斩。

      姜(黄)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他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曾到即墨去与黄培结交，刻印《忠节录》等书。此案最终被弄到奉旨办理，山东总督、巡抚也要亲自过问的地步。顾炎武为此被迫于康熙七年（1668年）二月到济南投案对质，结果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多方营救才无罪开释。

      哪成想此案刚刚结束，他又后院起火。原来章丘大桑家庄的庄园是因为当地地主谢长吉欠了顾炎武的债才抵押给他的，“章丘人谢世泰负先生资，至是以田产偿焉。”谢长吉自然不能甘心，想霸占这份产业不放。康熙八年，谢长吉趁黄培诗案之余风，控告顾炎武强占其产业。虽然最终经过官府审讯赢了官司，田产归还，但也搞的顾炎武到了一天只能靠几个烧饼度日的潦倒境况。

      因为在章丘的这场官司，顾炎武在章丘只能选择暂时回避，遂在山东别处再购一处庄园。他在康熙十二年《与颜光敏书》中说到：“汶阳归我治之，四年始皆为良田，今将觅主售之……”。由此可见，顾炎武得到这份田产的时间，正是与谢长吉打官司的康熙八年左右。

      信中的“汶阳”，应该是鲁南的汶河下游。从他与颜光敏的良好关系来看，恐怕是托颜光敏购置的，地点当在颜光敏老家曲阜附近。

       多部著作 一桩公案

      顾炎武在山东期间，究竟有多少著作，恐怕很难一一细数。就他自己所说，象著名的《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金石文字记》等，基本都是在山东完成的，并将《肇域志》中的山东部分删改为《山东肇域记》六卷。其他如《岱岳记》等，虽经刊刻，却已经失传。

      在专写山东的著作中，刊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山东考古录》一书。原来顾炎武北上山东，于游历间“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将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印证，发现不少谬误，于是不得不发，在顺治十八年结成此轶。《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是其编纂《山东通志》的稿本，后人多用其说，恐怕是个误会。因为其参与修撰《山东通志》是康熙十二年，完全是应酬之事，且前后时间相差很大，作者不可能有如此远见。

      顾炎武在该书中首先为济南的华不注正名，指出《齐乘》中的错误，说明华不注与靡笄山绝非一山。继而考辩灵岩古寺，谈论泰山无字碑等众多古迹，解释崂山之名源。重要的是，通过作者的实地勘察，已经明确指出了齐长城的起止地点，孟姜女所哭亦为齐长城。现在看来，也实在是难得。

      受《山东考古录》的影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叶圭绶完成了《续山东考古录》。叶圭绶说到：“余十七岁时，读顾征君炎武《山东考古录》，辄叹精核得未曾有。”由此可见此书影响之深远。

      但此书既成，却又引出一桩公案，成为顾炎武在山东的一个重要学术活动。这件事是由山东广饶县人，文学家李焕章所起。原来有好事者借李焕章之名写了一篇《与顾宁人书》，与顾炎武辨证山东地理。顾炎武看到这封信后，当即写了《谲觚十事》一文，措词十分激烈，懊恼之情见于言词之间。就“孟尝君的封邑”、“潍水称淮河”、“泰山为何称丈人”等十个问题做了辩论。

      经过辩论，公认的结论是李焕章完败。但后来的事实是，这场辩论并无输家，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原来顾炎武得知为他人挑拨，又读过李焕章著作以后，由憎至爱，反而与其成为很好的朋友。

      通过交往，他赞誉李焕章“性情归元始，文章入上乘”。并与李焕章约定：“我两人谁后死，墓门之石勿相忘”。及顾炎武病逝，李焕章获悉这一噩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恨自己年老抱病不能千里赴丧，愧对好友。于是撰《遥祭顾宁人先生文》一篇，设祭痛悼挚友的亡灵。

       文化巨擎 影响深远

      顾炎武在山东的足迹，始终与学术文化相伴随。这些活动，从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地理学等方面对山东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先是在顺治十六年自居庸关至邹平，与马骕等人编纂校订《邹平县志》。施闰章在《邹平县志序》中说道：“进士马宛斯（骕）讨核翔实，而吴门顾宁人自上谷来，悉授以校之。书遂成，凡八卷。”继而于康熙六年受兖州府李刘年的邀请，在知府衙门内删定了《近儒名论甲集》，谈论经学治术。

      康熙十年（1671年），清帝诏令天下修志，以汇成《大清一统志》，因而各地遍开修志之风。顾炎武遂在十二年四月至德州，受程先贞所邀参与修订《德州志》。

      该年春，广饶李焕章、益都薛凤祚、济阳张尔歧等人，应山东布政使施泰瞻的邀请编修《山东通志》。八月，顾炎武在校订完《德州志》后也在徐夜的推荐下来到济南山东通志局紫薇署中参与修订。他自己说，我今年的“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参与修志。李焕章在《蒿庵集序》中则记载，顾炎武主修“古迹山川”，薛凤祚主修“天文分野”， 张尔歧主修“济南以北人物”。可谓山东史学界一时的盛事。

      他足迹遍布齐鲁，所搜集的齐鲁金石有五十种之多，且评论著述，多有创见。自顾氏后，山东金石学迅速繁盛，如桂馥、陈介祺、许瀚、王懿荣直至现代王献唐等人无不受其影响。他还与张尔歧探讨礼学，《日知录》中的一些礼仪观点，就是汲取于张氏之说。顾炎武与莱州任子良、长山刘孔怀又有音韵学之谊，他的《韵补正》一书，就是在任子良的帮助下完成的。

      除此以外，他还在德州设席讲授《易学》，持续时间有四个月之久。而顾炎武一生，却是主张坚决反对讲学的，所以能有如此破格之举，也可见其对山左学风的高度重视。

      康熙十六年（1677年），顾炎武从北京至德州，与李浃、李源等人谈论诗文易经之后，终于离别山东，西去陕西华阴不再复还。最终，病逝于河东曲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