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名胜，字子贱，秦汉之际邹平人。他在中国文化史、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伏生是孔子学生的后代，相传伏生１０岁拜师学习，并开始研读《尚书》。他学习非常艰苦，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在腰部缠上一条大绳，每读一遍《尚书》就在绳上打一个扣结。不久，８０尺长的大绳就完全打满了结。秦朝初年，伏生因博古通今被选为经儒学博士，博士即是一种“掌通古今”的官。公元前２１３年，秦始皇为了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了焚书令，在这场熊熊大火中许多重要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几乎让先秦的史料荡然无存。之后又有众多儒生遭到迫害，被活埋在山谷中。在“焚书坑儒”中，伏生冒着杀头之罪，将《尚书》等经书藏在夹壁墙内，随后逃亡异乡。

　　刘邦平定天下后，伏生返回家乡，找到了那部被他藏起来的《尚书》，却发现书被虫子蛀和雨水浸泡后，毁损了一半以上，只剩下了２８篇。痛惜之余，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将残书一一抄录整理好，并开始在家收徒讲授《尚书》。伏生是秦后第一个传授《尚书》的人，在《尚书》传播史上占据始祖地位，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全都出自他的门下。

　　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决定以文治天下，以德治国。朝廷开始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古代典籍，在全国寻求精通《尚书》的人，但是没有找到一个人。后来听说邹平县有一个伏生，曾传授过《尚书》，于是文帝传命伏生进京，可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走路都很困难。不得已，汉文帝便派太常掌故晁错亲自来邹平，拜师学习《尚书》。伏生因年迈体衰，口齿不清，便由他的女儿羲娥转述给晁错，晁错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了伏生所传授的２８篇《尚书》。隶书在当时是通行的字体，便于认识，因此汉代隶书被称为“今文”，晁错所记录的《尚书》便被称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官室而拆毁孔子旧宅时，从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全部是蝌蚪字，就是指汉代以前的文字，西汉时已不通行。对照《今文尚书》，其中没有今文记录的１６篇，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被称为“逸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的“尚”与“上”字通用，《尚书》就是指上古的史事。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尚书》是孔子整理的，共一百篇，其内容上起传说中的帝尧，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保存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按时间顺序可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尚书》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自汉代被立为官学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在中国的历史学上同样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研究先秦历史的人来说，它是一部必读之书。

　　今天我们所说的《尚书》实际上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一些篇章合编而成的。鉴于伏生的突出贡献，后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清代学者崔东壁在《考古续说》中曾说，要探求尧舜时期的历史，没有《尚书》很多事情无从知道。如果没有伏生，则２８篇《尚书》得不到流传，人们对于禹汤文武之事也就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因此，传《尚书》的功劳以伏生为最大。历代学者对伏生的评价为：“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能晓其义。”因此说伏生是尚书的“再造者”绝无半点夸张。

　　伏生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在邹平一带传经授徒，兴起了秦汉之际邹平崇文重教的第一次高潮，并且波及到整个齐鲁大地，名重天下，成为邹平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影响了两千余年。韩店镇苏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魏桥镇冢子村西北原有伏生墓，牌坊大门上的金字匾额写的正是“尚书再造”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