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杨希文
一、我与梁漱溟的交往
梁漱溟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对他以师礼待之。我13岁在菏泽六中上学时，听过他在那里的讲演，对他的文化观点还听不懂，只觉得他关心农民疾苦，颇受启发。以后我转学到济南一中，读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知道他主要是靠自学，曾研究过佛学，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研究儒家学说。在“五四”运动时期，他的文化思想脱离经济基础，以文化的特点，抽象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不同，曾受到批判。1931年，我在青岛大学乡村教育系学习乡村经济、乡村教育，更加留意于他的村治和乡村建设思想。这时梁先生在韩复榘支持下，以邹平为试验县，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河南人梁仲华，梁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春，我去邹平参观，梁先生不在邹平。研究院请来几位北京燕京大学搞乡村研究和社会学的教授以及协和医院的大夫讲学。我听过他们的演讲和与学员的答问，又听过副院长在训练部的讲话，参观了卫生院、农场等附属机构。当时对乡建运动的初步认识，认为它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以后我在江苏教育学院学习时，除经常阅读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之外，特别对梁先生的名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反复研读。越看越觉得问题很多，颇似中体西用，决非救国之道。
1935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回山东办民众教育（亦称社会教育）。当时山东省教育厅以各县民教馆为对象，建立民众教育辅导区，我在益都第二民众教育辅导区工作。邹平县也在我们辅导区内，我就能经常到邹平看看。每次去都找梁漱溟谈一谈。我有时召集各县民教馆长、馆员到益都开会，也曾请他去讲乡村建设的主张与试验。我们交谈的次数不少，时有争论。韩复榘在山东划专员区后，在县属区推广所谓政教养卫合一的乡农学校制度。乡建院训练部的学员多被派任为乡农学校的校长。还吸收一批师范的学生加以培训，充当教育主任。乡农学校的重点首先是普遍举办自卫训练班，实际是巩固韩复榘在山东的军阀统治，也是巩固地方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甚至有的乡校门前挂着虎头牌、鸭嘴棍，俨然是个威严的衙门，与所讲的乡校很不相符。我曾多次与梁先生谈起我所了解的乡农学校的情况，他申明这些办法不是他的本意。在邹平，他又提出了“教育本位的学治政体”，准备以县学来取代县政权，后因日寇入侵而未果。
1936年，他应邀访日。回国后，我曾找过他，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问他的思想有无改变。他说不仅没有改变，看到日本国内的问题很多，反而更坚定了他原先的主张——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我再问他日本人是否会大举入侵中国，他说不可能。因为日本自己国内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当时已是1936年底（或1937年初），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迹象已很明显，正在压迫蒋政权搞冀察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北京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已过一周年。我说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去搞侵略扩张。话不投机，就没有多谈。
“七·七”事变以后，我找到梁，对他说：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奋起救国。他说：“大局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说：“正因大局无望，才应奋起自救啊。你可以组织你的学生站出来抗日。”他说：“我不是干这个的。”我还是应该感谢他这时帮助过我，经他介绍，由三路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派我到临沂开办第三专员区政训处，取得了在沂蒙山区活动的合法身份。1938年1月，我和梁漱溟又在徐州相会，一见面他就急忙向我解释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抗日，因为当时他就知道蒋介石、韩复榘都不是真心抗日，所以他才说“大局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他还表示现在决心抗日。当时他正带着他的几个忠实信徒在徐州北郊的农场草拟乡村建设大同盟的文件，并且起草《告山东同学同仁书》。我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乡农学校在山东的名声已经很臭，他在山东的学生也很难组织起来了。1939年，他到沂蒙山区来过。国民党省政府不予接待。他到设在沂水岸堤的八路军干部学校作客。后来就沿着八路军的交通路线撤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以乡村建设大同盟的名义加入了民盟，主办了《光明日报》，参加了国共和谈。解放战争正紧张的时候，他脱离了民盟，住在四川，没有参加新政协会议。1950年他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安排他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建议他到莒南、邹平参观。我们又在济南相见，谈到参观后的体会，他说他的思想仍没有改变。他对他过去的学生等人讲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就是他原先想搞的，但不谈这是土改以后农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他一向反对土改，二者不能混同。回到北京后，他就大讲“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在政协受到批判。我对梁先生的了解大致如此。
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主要势力构成
据我看来，乡村建设研究院是三股主要力量的结合体。他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首先是梁漱溟这派力量。梁先生本人不当院长而当研究部主任（后因梁仲华辞职他才担任院长），实际上他的思想是该院的主导思想。梁先生强调书院式的教学方法，他经常给全院作精神讲话，研究部学员以自学为主，比较自由。除学习梁漱溟的著述外，大多是自学孔孟学说，也分组学习些农业知识等。研究部招收学员的标准是大学毕业，其实有许多人是没有学历的。经常有各界人士去参观、访问，有的专家学者被邀请来讲学。研究部的学员大都迷信梁的学说，对社会上讨论的一些问题，他们似乎也不甚关心。1931年我去参观时就碰到了几件让我感到奇怪的事。第一件是协和医院一个颇有名望的大夫讲西医时，有学生发难：“你是西医。中医不好还能治病，西医虽好也不能救死。何故？”时至30年代，他们还用中医来排斥西医，可见其排他思想之严重，第二件事是青岛大学教育学院黄院长被邀请来讲学。时值1932年春天，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黄从上海乘船到青岛来，感触颇深。曾比喻说：“我在上海乘船，从昊淞口出来，看到日本人的大军舰停泊在那里，而我们的只是一些小划子。小划子怎能敌得过大军舰？”以喻文化之落后。学员们当即起哄，说：“中国文化不只是小划子！”从此，黄先生在研究部就处处受到冷落。事后，有一个学生拿着一只木剑去拜访他，说是安徽老乡，陪他参观了农场、卫生院。黄问他们每天在这里做些什么。回答是早晨早起来练太极拳，学习方法是自愿学习，其实读的书都是指定的，特别是梁漱溟的著作。再问他：“你们是因为信仰梁先生的学说，还是因为这里管饭，每月还有十元钱的津贴才到这里来的？”对方听罢，似乎遭受莫大的侮辱，同乡也导致反目。还听到一件事，梁先生有一入室弟子黄艮庸，曾参加过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的人民政府，后被蒋政权通缉，又到邹平，被梁斥责为“忘师背友”。梁先生素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标榜，对黄的指责岂非咄咄怪事！
训练部的课倒是多一些。训练部的主任是陈亚三。最主要的课程是讲到区、乡里去怎样办乡农学校。梁先生提倡“政教养卫”合一，所以也请农场的场长讲怎样科学种田，请卫生院的人讲讲卫生知识。训练部在管理上比较严格。训练部的学员基本是地主阶级代理人。原来韩复榘办有区长训练班，由各县推举出来准备当区长的，乡建院训练部办起以后，代替了区长训练班。除各县推举来的学员外，也有少量自行报考的。这些学员回去办乡农学校，还能不为韩复榘及当地地主阶级服务吗？后来梁漱溟又提出了“教育本位的学治政体”，想以乡学、县学代替区县政府。先在邹平试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撤走了。后来我跟梁先生谈起各地乡农学校对农村的统治情况，他再三申明这不是他的意思。看来，他无法控制山东大办乡农学校这场乡村建设运动了。山东各地乡农学校的弊害让他完全负责也不大公平。
第二股势力是韩复榘的军阀势力。韩复榘对梁先生是比较敬重的，一方面是想附庸风雅，给自己的政府挂上一个学者的牌子：另一方面是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农学校的推广，有利于其在山东的统治，而全省大办自卫训练有利于韩扩充兵源；也因为梁先生和当时的各派军阀和社会各派有某些联系，过往甚密。对韩联合各派保持其在山东的独立性有一定作用。当时，蒋介石也知梁先生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作为知名人士加以拉拢。韩复榘的军队在山东一驻七八年，基本上没有战事，官兵逐渐腐化，战斗力削弱。而乡农学校一开办就强调“政教养卫”合一，办自卫训练班。把分散在民间的枪支收集起来，乡村没有枪的摊钱购买。政府对青壮年进行轮训。一旦需要，韩复榘即可调集补充兵源。区公所变为乡农学校，多半是由训练部的学员去当校长或教育主任。后来撤销各行政区民团指挥部，置专员公署时，韩又很重视起用乡村建设研究院推举的人为专员。如副院长孙廉泉、王冠军都当上了专员，他们原籍都是菏泽地区的。另外临沂地区的专员张里元虽不是研究院出身，但也是菏泽地区的人。“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撤逃时，就命令各专员带领乡农学校轮训的武装随他撤逃。这就最终证实了韩复榘积极推广乡农学校，是为了平时加强地方统治，必要时为他扩充军队准备兵源的。
第三种力量是菏泽地区的封建势力。原曾当过山东省议会副议长的王鸿一是菏泽地区封建势力最初的首领。王鸿一死后，王子愚又成了他们的核心，他也当了乡建院副院长。孙廉泉和王冠军都是西北军出身，又都是菏泽人。这股地方势力野心勃勃，他们希望能象滇军、川军一样形成地方军事势力。王冠军当了济宁专员，孙廉泉当了菏泽专员，张里元当了临沂专员。他们还向韩复榘建议在邹平周围划专区，让王子愚先任长山县长，准备进而当专员，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未能实现。聊城地区设专署，范筑先任专员，他们则推荐菏泽人赵玉坡去任秘书主任。“七·七”事变后，张里元讲他们几个计划几个专区联合起来成立“鲁军”，因韩复榘匆忙撤逃而未得逞。抗日战争中，乡建院的师生有些在山东参加了抗战，主要是接受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这股菏泽地方势力根本不相信梁漱溟的学说，而只是利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牌子与韩复榘军阀势力联合，扩张菏泽封建势力，控制山东局势。韩复榘撤逃时，各专员都受命带着人枪随行，并分配了扩军任务，据张里元说他就有扩充3万人枪的任务。因“七·七”事变后，时局变化，仅菏泽专员孙廉泉纠集4千人枪带到河南，而韩复榘已被蒋介石逮捕，孙廉泉所管人枪也就缴给了蒋介石而换了一个官（据传说是湖南衡阳区专员，但不久就下台了）。
三、梁漱溟思想的性质
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不仅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是对抗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的。我手头没有什么材料，不能详说，仅略言之。
梁漱溟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就受到批判。最早的共产党人、十月革命时在苏联入党的杨明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中西文化论战，也着重批判了梁氏的文化观。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分为欧美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三种类型，提出中国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论断，思想核心基本是孔孟之道。在邹平办学时，他还是在讲，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社会主义道路也行不通。反对土地革命，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反对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论点。而实际上，他自己却是依靠地方封建势力作为他政治活动的基础，在山东办乡建院正是他与韩复榘和菏泽地方势力的结合。50年代初，山东曾对邹平县原来的乡学的董事作过调查。这些董事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乡建院在邹平就是依靠这样一些人支持他们统治农村。“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乡建院就撤走了。原乡建院毕业学员有一些在山东参加抗战，但他们不是因为受了梁漱溟的影响，而是全国抗战洪流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发动的结果。梁漱溟组织的乡村建设大同盟，只成了他参加民盟的阶梯。他参加民盟后，乡村建设大同盟就无声无息了。梁漱溟所标榜的“建设乡村，复兴民族，民族自救”，无助于解救民族危亡。50年代初，中央建议梁漱溟到山东参观。他去了邹平、莒南，不久他就提出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在建国初期，大中城市解放后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经济。原先身受三重压迫的工人，地位、生活初步提高。广大农村则逐步完成土改，农民正意气风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何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论断？除非梁先生是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观点，对此我百思而不解。
（刁仕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