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及其在山东的乡村建设
万永光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以“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革运动者”自诩，三十年代他在山东领导过“乡村建设运动”。近年国内外都有人对他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研究，在国外已有专著出版。在这里笔者只根据个人所知，对他的生平及其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一简单介绍。
一、家庭出身和少年时期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一字寿民或瘦民，一八九三年出生于北京。先世为蒙古贵族，元末未随元顺帝北归，因居汴梁，以梁为姓。经过明清两代与汉族通婚，早已汉化。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三辈都是举人或进士，做清朝的官吏。祖母贵州毕节刘氏，母亲云南大理张氏，也都系出名门，知书识礼，能为诗文。他兄弟姐妹四人，大哥是日本留学生，两妹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他就是生在这样一个“诗书门第”的仕宦之家。
他六岁开始读书，时值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停科举，废八股，因此他七岁就入了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嗣入顺天中学堂（后改名顺天高等学堂），因当时学制未定，肄业五年半，于一九一一年冬毕业，时年十九岁。那时中学生程度不齐，年龄也相差悬殊，他年龄最小。同学中后来知名者有张申府、汤用彤等。
他的父亲梁巨川①，是一个倾向变法维新的人，曾捐资帮助友人彭翼仲②创办北京第一家中国报纸——《京话日报》。在一九〇七年前后梁巨川搜集了大量的新书报，如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等及各种介绍新知识思想的书籍，给梁漱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自十三、四岁就开始课外自学，逐渐接触到各学派的学说。他说受父亲的影响很深，有着“一片向上心”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且性喜用脑思考，认为“单是求知识还不足以尽自学之事，求知盖所以浚发吾智慧识见，有了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他自己说，一生在两个问题上探求不已，一个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一个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他带着这两个问题研读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西洋哲学、政治学，印度佛教以及中国周、秦、宋、明各学派的学说。十六、七岁涉猎过佛学书籍，在人生问题上倾向于佛教思想，曾有出家为僧之志愿；对于政治则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及政党内阁为理想。
二、从参加革命活动到就任北京大学讲师
他中学毕业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的一年，他本是热心于君主立宪的，尤不同意排满，当时在革命高潮推动下，他也参加了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所领导的京津同盟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京津支部）。清帝退位后，他在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先在天津，后迁北京）任编辑兼外勤记者，他现用的名字“漱溟”二字就是在《民国报》当编辑时的笔名。
一九一二年八月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作为党员代表曾参加过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许多同盟会人士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可以按照欧美议会政治的格局，实施宪政。所以要把作为革命暴力集团的同盟会改组为普通政党，以便通过议会来掌握政权。为了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与几个小党合并，吸收了大批投机政客入党，并降低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将原同盟会的“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而将民生主义作为一项政策。同盟会原有女同志，新党章则规定不收女党员。据梁漱溟先生回忆：孙中山和黄兴都出席了那次大会，会上对删去民生主义纲领和不收女党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个女同志唐群英起而质问，甚至要上台殴打宋教仁。只是由于孙总理一再长时间讲话，说服解释，才勉强完成选举程序。由早八点开会直到天黑，整天未得休息，昼长天热，疲惫不堪。
国民党改组后，将《民国报》改为党总部的机关报，由汤漪主持，梁漱溟等人离开了报社。由于他当记者时经常出入民元的临时参议会，民二的国会两院，国务院和各政党总部采访，看到当时政治舞台上袁世凯和军阀政客们的各种阴谋诡计，卑鄙龌龊的行径，使他对心目中一向奉为政治理想的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发生了怀疑，一九一二年末一九一三年初，他一度热衷“社会主义”，认为财产私有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曾撰写《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自刻蜡版油印数十份，分赠友人。及至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由功利主义转为消极出世，就更加倾向于佛教哲学。一九一三年二十岁，开始茹素（一直坚持至今，已七十余年），搜求佛典，精心研读，费力甚苦，决心出家当和尚，並学习中西医，准备以行医为生，以代替佛家之“乞食”。他的父亲对他一向持放任态度，虽然反对他拒婚和出家当和尚的想法，却也不加强制。二十四岁时他完成《究元决疑论》的著作，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后又印单行本，收入《东方文库》），内容主要评议诸家学派，而推崇佛教哲学。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一九一七年，西南各省讨袁势力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等与段祺瑞妥协，组成所谓“南北统一”政府，“政学会”首领张耀曾代表西南势力参加内阁，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先生舅父，即以梁为机要秘书，专管与西南往来密电。这时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在民元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时，范任次长，临时政府北迁，蔡即辞聀出国，此时应范邀回国）。蔡到北京，梁漱溟先生拿着他所著《究元决疑论》诣蔡请教，蔡说他在上海已从《东方杂志》上见到此文，认为很有学术水平。并说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色，拟开设“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正找不到合适的人讲授，就约请梁先生任该课讲师。当时梁正任司法部机要秘书，又送妹丈灵柩回湘安葬，未能脱身，乃托一许先生临时代课。不久，张耀曾被北洋“督军团”赶下台，梁先生就到北大当讲师了。当时他颇受学术界重视，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曾专程到他家采访，请教佛学问题。他对蔡元培、梁启超等前辈奖掖后进、虚怀若谷的精神非常钦敬。
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在学术自由的气氛中，各种新思潮、新学说蓬勃兴起；各种社团、刊物纷纷出现，百家争鸣，异常活跃。《新青年》杂志批评旧文化异常锋利。他讲的印度哲学属于保守一派，受到新思潮的压力很大。他曾对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说：“我要为孔子、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为了争得学术阵地，他对中外各学派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主旨是将中国、印度、西洋三大不同文化体系，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给以适当位置。而在人生问题上则归结为中国儒家的思想，指出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他的基本思想，只是日益深化，而没有改变。经过这一番研究，他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消极出世又“回到世间来”，放弃了出家当和尚的想法，三十岁时结了婚。他说：三十岁以前过的是佛家生活，三十岁以后转到儒家生活。
他在北大时，虽然学术思想上与新思潮处于对立地位，但在争取学术自由方面，立场还是一致的。一九一九年一月北京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他是发起人之一，其他发起人为杨昌济、马叙伦、陶履恭、胡适、陈公博等。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亦曾参加该会。他与先进人物李大钊私人关系不错，时相过从，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北京后，曾向梁谈国民党改组情况。最近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上展出的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为李大钊同志家属募捐的收据存根，其中梁漱溟捐款五十元（银圆），数目还是较多的（捐款最多的是汪精卫一千元，其次陈公博三百元，鲁迅一百元，一般多为十元、五元）。
三、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思想及乡村建設理论
梁漱溟先生创立“乡村建设运动”是根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认识。他常说，他研究学问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切志中国问题的解决，从而根追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他得到的认识，“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的问题和活材料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的四本主要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乡村建设理论》，作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中国文化要义》，作于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
这四本书思想内容基本一致，且多重见或复述之处。他说：“此盖其间问题本相关联，或且直是一个问题，而在我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
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其独特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他认为中国人受周公、孔子的教化，“理性早发”，构成“伦理本位社会”，于是，由此而产生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就走着与西洋完全不同的道路。伦理关系就是情谊关系，推家人父子之情而广之，亲亲而仁民。人们相互之间因情而有义，是一种义务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互有应尽之义务。而人人反省自求，“向里用力”（反省、自责、克己、让人、知足、安分等），信赖自己的理性，所以这种义务不假强迫，完全出于自觉。
伦理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礼俗等各方面，政治上以教化为治，“以孝治天下”，经济上家人共财，亲朋邻里有通财之义，富人之以亲疏为厚薄，施财亦为义务；即东夥（劳资）之间亦为伦理之相依，而乏对抗等等。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分野。但伦理本位社会只重视人事关系，不重视向自然斗争，科学不发达，经济停滞。且由于中西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制精神等等，这些也不适合现代世界生存之需要。这是由於“理性早发”，造成“文化早熟”的缺欠，不是落后，而是因其超过而后不及的。“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本身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以中医为譬，中国的病是虚症，不是实症（有余之症），要补，不需要泻。
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社会的改革就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他认为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到民国以来的现实已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第一个行不通之路”。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只有根据“伦理本位”的特点，用教育的方法改革政治，培养新的政治习惯，结成团体，加强社会的组织性，普及教育文化，引进科学技术，经济上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相推引，逐渐以合作的道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这一切须从小范围（基层）着手。这便是“乡村建设运动”，或称“社会本位的教育运动”。
梁漱溟先生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之整个问题，决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从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他认为建立中国社会新的组织构造也就是“完成了中国的革命”。
四、受聘村治学院讲授“村治”理论
梁漱溟先生自称他“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他要把自己的学说付诸实行。一九二四年他离开北大到山东去筹办“曲阜大学”未能成功。便与山东的政治活动家王鸿一合作，在曹州（菏泽）办高级中学，他办的高中与普通学校不同，首先着重“人生道理，即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教育，教以谦抑宽和处已待人之道，以求人生向上”。其次要“合中国古人之讲学与近代社会运动而一之”，“广求师友”，聚合了一批同道，培养了一批门徒，他们都有志于社会改革，形成了一个派别，这就是后来“乡村建设派”的雏型。这个派别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师统观念，不但接受过教育训练，或听过讲学的人以师生相称，即后来乡建派的各种组织中，上下级之间亦皆以师生相称，纳隶属关系于师生关系之中，这可能是源于儒家“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思想。
曹州高中的重要人物有陈亚三、郭俊卿、葛象一、熊十力、黄艮庸、王平叔、王子愚等。陈亚三（山东郓城人）后成为乡建派的领导人之一，直到晚年还追随梁先生，后在北京去世。郭俊卿是菏泽回民知名人士，交游甚广，任六中校长多年，远近人称“郭老师”。熊十力以研究佛学《唯识论》闻名。王子愚即王近信，美国留学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后来曾任邹平研究院副院长。黄艮庸（广东人）、王平叔等均为梁的得力门生。
一九二五年曹州高中因受军阀战争影响停办。梁先生回北京，聚集了一些信仰他的学生，约请熊十力和他一起讲学。一九二七年春，以《人心与人生》为题假北京大学开设讲座，讲了三个月。《人心与人生》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修正和补充，是他的重要著作，过去未出版，一九七五年重新写定，最近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从国民党改组到北伐战争，是中国局势发生激烈动荡和变化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梁漱溟先生在北京静观时变，没有做什么事（也未教书），只是派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三人去广东考察。这三个人到广东后参加了北伐军，随陈铭枢打到武汉。“宁汉分裂”后，王、黄回北京，徐名鸿则参加了共产党（后在“闽变”中牺牲）。接着国民党“清党”反共，大革命结束。到这时，梁先生确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在中国都是走不通之路，“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民族之自救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偕王平叔、黄艮庸到广东李济深处，李时为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领导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留守后方。李要推荐他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他辞不就。在广州新造细墟乡间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广州起义），研究了农村经济问题，他的乡村改革思想乃完全成熟（他自称乡村建设思想萌芽于一九二二年，大体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八年完全成熟），就向李济深建议在广东试办“乡治”。李请他担任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代主席，在广州举办“乡治讲习所”，并接办广州第一中学，以黄艮庸为校长，準备在广东省推行“乡村自治”实验。
为了了解其他各地乡村改革工作状况，以资借鉴，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离粤北上，先后考察了中华职教社主办的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事业改进会”，河北定县翟城村的“乡村自治”，定县平教会的“华北试验区”和山西太原、汾阳、介休等县的“乡政”。写了《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对各该地工作有所批评，后在《村治月刊》上发表。当他从山西回到北平时，李济深已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广东政局发生变化，已不能再回广东了。这时王鸿一正在北平参与汪、阎、冯“扩大会议”的反蒋活动。因王鸿一之介绍，他认识了河南“村治”派的梁仲华和彭禹廷。梁、彭邀请他帮助筹办“村治学院”，并主编《村治月刊》。他为该学院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组织大纲》和《学则课程》。他主编《村治月刊》后，连续在该刊上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著作，宣传他关于乡村改革的主张。
一九二九年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彭禹廷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了一所“村治学院”。彭原为西北军军官，解甲归田后，在家乡办民团，剿土匪。因与韩复榘有西北军的旧关系，得到韩的支持，办了这所学院，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学，专门培训“村治”干部。邀请梁先生担任教务主任，讲授“村治”理论，是该校的理论指导者。
这个学院的主要人物有：
院长彭禹廷（彭锡田，河南镇平人）；
副院长梁仲华③；
教育长王秉程（王怡柯，河南汲县人）；
班主任孙则让④高赞非⑤张俶知等。
不久，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河南成为战场，该学院乃暂迁北平，借农学院上课，并请燕大、师大几个教授讲课，梁先生也继续讲授“村治”理论。中原大战结束，该学院又迁回北泉。但韩复榘已调往山东，新任河南省主席刘峙对村治学院不予支持，经费发生困难，只好停办。彭禹廷回到他的家乡镇平办“乡村自治”去了。
五、赴山东兴办“乡建运动”
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期，梁漱溟先生就与韩复榘建立了联系。早在冯玉祥任北洋政府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驻地南苑为所部军官讲学，当时韩为团长，就听过梁的理论，对梁的“乡村建设”主张极为赞赏。当然，韩复榘有他自己的打算，他看到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军阀统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则依靠实力派来实现。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落到依附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并说“你不能排除它，就要利用它；不反对它，就要拉住它。否则你就不算会办事，就要自己吃亏而于事无益。”而梁先生对当时中国政局的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西洋那样强大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一个现代统一国家。自民国以来，袁世凯、吴佩孚直到蒋介石都要用武力统一中国，都是痴心妄想。中国的统一，只有在乡村建设式的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合才能实现。这种看法无异为地方军阀割据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也适合韩复榘的需要。
一九三〇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不久，就电邀梁漱溟先生来济南商谈在山东开展乡村改革问题，决定设立一所象河南“村治学院”那样的学校，并决定划给一定地区，供作改革实验，于是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各项工作就逐步开展起来。自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时达七年之久，乡村建设的改革办法已在全省许多地区推广实行。
韩复榘对梁漱溟先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而不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任凭他放手去做。有一次，韩复榘在省政府纪念周上讲话说：“我就是迷信梁先生啦。”梁在山东办乡建，不但与国民党势力有矛盾，而且与韩复榘的省政府各部门也发生了矛盾，因为“乡建派”的骨干分子不少人身居专员、县长要职，他们的实验区、实验县用人行政自作主张；还在全省许多地区分配干部，掌握基层政权，夺取了省政府各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如用人权、财权、教育权等。只是由于韩复榘全力支持，谁也不敢说话。
“七·七”事变后，日寇打到山东，韩复榘在撤退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曾在千佛山与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长谈。梁漱溟先生对韩复榘放弃山东深感失望，他曾到武昌向蒋介石报告韩复榘的撤退意图，并到徐州要求李宗仁下令阻止韩的撤退。但没有阻止住韩的撤退行动，“乡建派”的大部分人也都跟着韩复榘撤退了。
六、山东的“乡村建設运动”
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地说，就是以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指导，以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训练了大批干部，先后设计了两套改革乡村基层组织的办法，即“乡学、村学”制度和“乡农学校”制度，分别在邹平和菏泽两个“实验县”进行实验，然后划定更大范围的“实验区”，将乡农学校制度在全省许多地区逐步推广，以实现县政改革。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国民党内政部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梁漱溟先生和定县平教会的晏阳初、无锡教育学院的高阳（高践四），均应邀参加（他们都是简派的省地方自治筹备员）。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县政改革实验区，可截留地方收入百分之五十作实验经费。适用此规定，自一九三三年起乡建研究院实际上又成为山东省的县政建设研究院（名称不变），以教育机关兼为行政机关，对各县有指导监督之权。邹平、菏泽两实验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费由统收统支改为截留田赋等收入百分之三十包干（此款在邹平为每年五万八干余元，在菏泽为六万二千余元），所有通行各县之法令，凡与县政改革计划有碍者得不受其约束。这样，山东的乡村建设就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具有“合法性”。
1.乡村建设研究院。乡建研究院设在邹平，一九三一年初开始筹备，六月正式成立。它是全省乡建工作的指导中心，又是训练干部的场所。内分三部分：一为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大专学校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由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进行理论研究，以培养高级人才。先后办了三期，共毕业五、六十人。二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招收中学、师范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着重业务训练，作为基层干部。三为实验区，即邹平实验县，后又增划菏泽为实验县。实验县由研究院直接领导，县长由研究院提请省府任命，用人行政悉由研究院自行决定。研究院因工作需要，设有一些业务部门：有农场一处，从事农业技术的改良示范和推广工作；又有社会调查部、乡村服务指导处、合作指导处、美棉运销合作社等。并有医院、图书馆，还设有一所乡村书店，出版乡建书籍，发行《乡村建设旬刊》，在济南、济宁等地设有门市部，抗战期间迁武汉。
梁漱溟先生是乡建派的领袖，主要从事理论指导。在他周围有一批骨干分子做具体工作，研究院主要人员有：院长梁仲华（一九三三年十月起，梁漱溟自任院长）；副院长孙则让（一九三三年孙出任菏泽实验县县长；副院长先后由王冠军、王子愚担任）；研究部主任梁漱溟，助教王平叔、侯子温；训练部主任陈亚三（一九三四年陈出任菏泽实验县县长，兼研究院分院院长，后由黄艮庸继任）；军事主任王冠军（王绍常，山东菏泽人，曾任西北军的军长，与韩复榘关系较深）；总务主任张俶知（四川石砫人）。班主任及导师：裴占荣、张国维（四川剑阁人）、周葆儒（浙江海盐人）、汤茂如（四川大竹人，后任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校长）、张筱珊（山东菏泽人）、赖执中（江西宁都人）、方铭竹（江西上饶人）、云颂天（广东文昌人）、高赞非（山东郯城人，后任菏泽分院教育长及第二乡建师范教育长）等。乡村服务指导处主任时霁云（山东齐东人）。编辑部主任茹春浦（山东蓬莱人）。农场主任于鲁溪（山东临淄人，曾任定县平教会及河南村治学院的农场主任，在研究院兼办美棉运销合作社）。合作指导处主任秦亦文（山东新泰人）。
此外还约请清华、燕京、农学院等大学教授许仕廉、杨开道等临时讲课和指导作社会调查，有的参加了乡建工作，如燕大教授张鸿钧任汶上县长，杨开道任济宁训练处教育长。
一九三四年在菏泽实验县设立了研究院第一分院，由陈亚三任实验县县长兼分院院长，训练了一期学生。
一九三六年将研究院的训练部纳入师范教育体系，改称“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菏泽分院与原有的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改称“山东省第二乡村建设师范学校”，内部均设特别师范部招收高中生，一年毕业；普通师范部招初中生，三年毕业；简易师范部招小学毕业生，四年毕业。同时，为从长远着眼，使培养乡建干部向正规教育体系发展，在济南筹建“山东省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以定县平教会的汤茂如（美国留学生）为校长。专科学校系就原济南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及济南乡村师范合并组成，内设乡建专科（招高中毕业生，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四年毕业）；高级农职（招初中毕业生，培养技术员，三年毕业），特别师范部（招高中生，培养乡农学校的佐治人员，一年毕业），普通师范部（招初中生，培养高小教师，三年毕业），简易师范部（招高小毕业生，培养村学教职员，四年毕业），另设实验部，有配套的实验农场，乡农学校，完全小学、短期小学、村学、合作社、农业推广部、卫生组织，以达乡村建设之整个教学做合一之目的，校内除讲授实验外，皆有实习场所。学生第一、二学年，在校修业，第三年分往各专员区实习，第四学年回校研究实习中之问题。但此项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为解决当时需要，还举办了一些短期训练班。一九三四年曾将在各县候差的山东警官学校毕业实习生一百余人，集中菏泽分院，成立了乡村自卫干部训练班，训毕分配到各县任乡农学校自卫干部。一九三六年又将山东八个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五百余人分别集中在济宁（男生）、邹平（女生）加以训练，分配任乡农学校干部。一九三七年又在济宁设立“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分班训练从乡农学校校长到事务员的乡农学校的各级干部（见后）。
研究院训练部及分院共办了三期，训练学生约一千人；两个乡建师范毕业的学生有五、六百人；警校及八校师范生共六百余人。合计先后训毕、分配工作的基层干部约二千余人。梁先生说：“吾侪前后同仁同学总计不下四千余人。”
2.邹平县的“乡学”、“村学”。制度邹平是研究院的第一个实验县，自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研究院师生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到该县各区乡调查研究，试办乡村教育，总结经验，制定出一套改革办法，就是“乡学”、“村学”制度。一九三二年在全县实行。取消原有的区，将全县划分为十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分为若干村，村设“村学”，就区划面积看，乡与原来的区相当（略小），村则相当于原来的乡，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乡学”、“村学”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又是乡民的自治团体，“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校化”。以一村或一乡的一切人（男女老幼）为教育对象，称为“学众”，全村人非学生即师长，无一非村学的构成分子。乡学、村学皆遴选当地有资望的领袖人物三、五人为学董，组织学董会，为议事和执行机关，从中推举齿德并茂者一人，由县府礼聘为学长，为一村或一乡之师长，主持教化，调和众人，但不负事务责任。再由县府于学董中择一有办事能力者委为理事（常务学董），负“办公事”之责，其他学董共同协助，任期皆为一年。县府又派辅导员一人，教员一、二人（皆为受过训练的学生）以辅助之，而为实际上的行政和教育的负责者。
乡学和村学的工作是：（一）办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村学设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对失学儿童设共学处，因陋就简，随处施教。乡学设高级小学部、职业训练部（合作社职员、社员冬春训练蚕业、机织传习等）：（二）推行各项改良措施，如禁缠足、戒早婚及买卖婚姻，禁烟、禁赌，戒游惰、戒斗殴，农业改良，造林、修路、讲卫生等。（三）经济方面扶助农民组织生产、消费、运销、信用各种合作社，以办生产、运销社为主。各乡经常办合作训练班，训练合作社人员，凡村学教员均须经合作函授班毕业，会指导办合作；高小及成人部教育加入合作内容，把合作社作为从经济上组织农民的主要手段。每乡有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组织，县有总会。邹平设金融流通处，作为县金库，并经营农业信贷业务，贷款以合作社为对象，不贷个人。辅以技术指导：良种推广，推动合作组织普遍发展。（四）办理乡村自卫。自卫组织名为“联庄会”，先由各乡选送优秀青年施以严格军训，委充各乡的乡队长、副乡队长。办理联庄会训练班，每年办一次，训期两个月，轮训十八——三十岁之壮丁，先训富农，依次征调，不许雇替。截至一九三五年共训三届二千二百八十一人（以后数字不详），并购买一部分枪支（归村有，丁银四十两购快枪一支，已有的免购，全县丁银三万七千余两，有枪约近千支），受训后按地段编组，每村编为一村组，设村组长、副组长。全乡编为一乡队，受乡学节制及乡队长指挥，维持治安，防护青苗。在不大妨碍农事原则下，每月至乡学集合一次，举行“乡会乡射”操演练习，并由乡干部传达政令时事，这叫作“纳军事于礼乐之中，明政教于长老之前”。该县在建立自卫组织的同时，将原有民团及公安派出所裁撤，选留部分精壮兵警，经过严格训练作为过渡性维持治安之力量，及至联庄会组织扩大，即遣散兵警，成立警卫队，一面为联庄会员复习训练机关，一面作为常备部队，担当地方警卫任务。每期抽调会员四十人，训期四个月，期满轮换，成绩特优者留队任班长，遇缺提升干部。联庄会员除维护治安外，且为各项工作骨干，如兼办户籍登记，办合作社等。
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师法于宋儒吕和叔《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总的口号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要求学众遵规约，守秩序，敬长睦邻，“尊敬学长，接受学长训饬”，“信任理事，爱护理事”，学众可监督理事，“勿使陷于不义”，但应避免正面冲突，可向学长反映，由学长转告。由此“培养新的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习惯，进而建设“新的社会结构”。梁漱溟先生把这一套办法称之为“社会本位的教育体制”。
先后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有梁秉锟⑥朱桂山⑦、王怡柯、徐树人等，梁先生自己也曾一度兼县长。
3.“乡农学校”制度及其推广。“乡学”、“村学”制度是根据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社会”思想而来，着重教化，要“养成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先生说：“邹平工作侧重乡村组织，求有以启发培养乡村自治力量，不能有速效，始终未向邹平以外推广”。孙则让等一部分领导人就研究设计了另一套办法，这种新办法就是“乡农学校”制度，即将邹平的乡学、村学两级组织简化为“乡农学校”一级组织。经研究院领导集团商定，邹平仍按原实验办法不变。一九三三年三月另划菏泽为第二个实验县，对新办法进行实验，同时在鲁北滨县、沾化、利津试行。按新办法把菏泽县原有七个区改划为二十个乡，每乡设一“乡农学校”。乡农学校有校长、教育主任、指导员、事务员、军事教练各一人。校长领导“乡农学校”工作，教育主任主管学校及社教，指导员主管农业、合作、建设等事项，军事教练主管组织自卫队，训练壮丁。号称为“政、教、养、卫合一”的组织。另有乡长一人，由当地士绅担任，类似邹平的“学长”，不做实际工作，作用不大。乡农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按土地多少为序，抽调壮丁，自带枪支（鲁西民间枪支较多，无枪者购枪亦不难，无地者不抽调，故有雇穷人冒名顶替受训的），办理自卫训练班，分批训练，训毕编为自卫队，维护地方治安，并定期召集检阅演习，号称“寓兵于农，守望相助”。梁漱溟先生说：“菏泽工作，一面革新行政，以行政力量推动一切；一面从民众自卫训练进而为各种训练，树立各项建设基础，其收效较快，且适合国防需要。”
由于有地方自卫武装，菏泽治安情况，确有改善。一九三四年刘黑七（刘桂棠）股匪流窜数省，到菏泽未能入境。是年第一期自卫训练班结业，请韩复榘亲临检阅，韩见把老百姓变成号令严整的队伍，有这么多人枪，大加赞赏，因而“乡农学校”制度很快就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推广开来。
根据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关于县政改革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县（共十四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实验区长官公署”于济宁。先后以王绍常、梁仲华为实验区长官，负责改组区内各县县政府，在新划入的济宁等十三县推行菏泽的“乡农学校”制度。一九三六年又改划了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区。第一区以济宁为中心，辖十县，以梁仲华为专员；第二区以菏泽为中心，辖九县，以孙则让为专员；第三区以临沂为中心，辖八县，以张里元为专员。在各该区内各县普遍实行“乡农学校”制度。此外并在寿光、莱阳推行。后又增划了其他专区，截至“七·七”事变，共在七个专区内，各县都实行了乡农学校制度。即在全省一〇七县中推行七十余县。原计划三年内全省普遍实行乡农学校制度，因韩复榘撤退未能实现。
乡建派在山东所作的“实验”对于乡村基层组织形式及作用确实是一项重大改革。旧日的区公所只有一名区长和一名助理员，乡公所只有一名乡长和一、两名乡丁，多由没有文化的土豪、地痞充任，组织很不健全，除摊派捐税外，几乎办不了别的事，老百姓除完粮纳税外，与政府也无关系。新的改革办法使基层组织大为充实，具有多种职能，什么事都管，干部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特别是基层组织掌握着武装，具有权威性，这样就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效能，便于对农民的组织管理，有利于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改革便利了韩复榘的军阀统治，所以得到韩复榘的支持。抗战期间孙则让在湖南、四川任行政督察专员，为国民党政府办“县政实验”，对于帮助国民党加强反动统治也起了一定作用。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新县制”，就是采用了“乡农学校”的一些办法，可见其影响是不小的。
邹平实验县比较重视经济工作，做了一些改良农业技术，推广美棉良种、组织合作社等事情。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有一定效果。特别是改良棉种，推广长绒棉，经济效益显著。邹平所产棉花经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评定，质量超过灵宝棉，为全国最优者。根据“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主张，还计划在邹平孙家镇筹建纺纱厂和织布厂，因“七·七”事变发生，未能实现。
对于组织教育农民的工作，梁漱溟先生认为效果也不够理想。他说：“乡村建设工作，必须以知识分子引导而以乡村人为主体。”又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而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还说，“我们是走上了一条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
4.乡建研究院与全国的乡村改良运动。中国的乡村改良运动早在一九〇四年就有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办“村治”。这是“村治”一词的由来。入民国后有山西“模范省”的“村政”，“五四”以后有“新村运动”和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南京的晓庄师范等，但活动范围和影响都不大。三十年代初，我国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出现了民族工业凋敝，农村破产的局面，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全国各地兴起了一阵乡村改良运动的浪潮。各种各样的乡村工作单位纷纷出现。有官方机构，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江苏和浙江的县政改革实验县，山西和广西的“村政”实验等。就连已失去地盘的张学良也派人到邹平考察，在西安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会”。学术机关有：山东乡建研究院，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无锡江苏教育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在昆山、镇江、泰县、苏州、宁波等地有乡村改进实验点）。学校有：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燕大社会学系清河实验区，南开大学与平教会合办的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站等。乡村自治团体有：河南宛西各县的自治委员会，村治学院同学会。救济机关有：华洋义赈会。宗教团体有：江西黎州基督教农村服务社。还有经济界，如华北工业改进社，上海的金城、交通银行等。据说最多时全国不下二百余单位。这些单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如梁漱溟就不同意晏阳初的中国社会问题是“愚、贫、弱、私”之说。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改良农村。这样，就从四面八方联合到一起来了，它们互通声气，互相观摩，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邹平，第二次在河北定县：第三次在江苏无锡，互相通报情况，交流经验。邹平研究院、定县的平教会和无锡教育学院号称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尤以邹平乡建研究院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为乡村改良运动之巨擘。
七、抗战初期的“乡建派”
1.从宣称“守土抗战”到撤出山东。
“七·七”事变开始后，山东的“乡建派”宣称要组织民众，守土抗战，加紧了各县的壮丁训练。在他们所举办的训练中，也加强了有关军事的教育，并分派学生到各地进行战时动员、组织群众工作的实习。但是他们依附并听命于韩复榘。韩复榘先是态度暧昧，后来急于撤退（怕日军在平汉线截断其退路），一心想从山东多带走壮丁、民枪和钱款，乡农学校变成了韩复榘害民的工具，最后乡建派自己也跟着韩复榘撤退了。
梁漱溟先生于一九三七年秋冬之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邹平、济南、济宁、徐州、南京、武汉等地，除为济宁的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讲课外，还会晤了韩复榘、蒋介石、胡宗南、李宗仁等人，商谈山东局势问题，并出席国防参议会，相当忙碌，但他未能阻止韩复榘的撤退。他于十月中旬离开邹平，十一月底离开济南，一九三八年二月离开曹州，从此离开了他经营七年的山东。
乡建派的两个重要人物梁仲华和孙则让撤退时都带走了大批壮丁和民枪。孙则让带走四千人（编为一个旅，补充了军队），梁仲华带走了一千人（后来改编为“政治大队”）。与乡建派关系密切的人物，留在山东抗战的只有高赞非、张里元、周同等少数人。高赞非与中共合作，后来参加了革命。张里元是三区专员，在鲁南山区打游击，因与沈鸿烈不和被撤职，又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周同是滕县县长，一九三七年底日寇进攻津浦路，因他配合军队死守滕县而闻名（当时讹传他已牺牲）；国民党政府曾予明令褒扬，旋升任第一区专员。但他们都已不再打“乡村建设”的旗号了。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随着韩复榘的撤退而消声匿迹。
梁仲华是山东乡建派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撤退，颇具典型性。这里略述其经过：梁仲华是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副处长（名义上韩复榘任处长，实际由梁负责），该处是为适应“乡农学校”制度逐步在全省推广之需要，在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的。一九三七年春招生，内分乡农学校校长班、教育主任班，指导员班和事务员班。训练时间半年，准备训毕后分派任各该职务。教育长是杨开道，教师除梁漱溟先生讲授“乡村建设理论”外，有于永滋（合作社专家）、赵冕（原东吴大学教授，定县平教会人员）、张金鉴（后任国民党内政部次长）、雷震（教育学家）、杨太空等。该处开学时“七·七”事变已发生，“八·一三”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山东形势日趋紧张。梁仲华声称要领导所属地区群众守土抗战，在各县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加紧训练壮丁。在训练处内由各班挑选一部分学员成立军事班，施以严格军训，备作军事干部，其余也加强有关游击战争等教育，以便能在基层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为表示决心，他在是年冬一天的凌晨一时，集合训练处全体师生和专署、济宁县有关干部千余人，在训练处大礼堂举行宣誓大会。设香案、香烛、三牲、供“轩辕皇帝”和“先师孔子”神位，梁仲华等领导人均着“常礼服”，连那位洋博士杨开道也换上长袍马褂，梁仲华拈香致奠后就带领大家宣誓：“余等誓以至诚，领导民众守土抗敌……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每人还须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以昭信守，气氛异常严肃隆重。但过了几天，他就带着训练处师生和调集的各县壮丁民枪逃奔河南去了。
他带着这批人枪先撤至鱼台，由鱼台开往河南。出发时，他对全体人员讲话说：第三路军溃退，山东局势混乱，济宁已情况不明。我们在鱼台受到刘耀庭（韩复榘的特务队）的威胁，想守土抗战也站不住脚，情况紧急，只好暂到河南休整一下，再回来抗战。因壮丁们纷纷开小差，他就下令当场枪毙了一名逃兵，以杀一儆百，然后立即带队出发。行至商丘，传来韩复榘被扣的消息。他作为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处境非常被动。他急忙跑到武汉去找门路（队伍暂驻淮阳），结果国民党给以“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直属第一大队”的名义，由赵冕任上校大队长，学生到武汉受训（豫鲁干部班），壮丁暂驻豫西镇平训练。
乡建派随韩复榘撤退，带走壮丁民枪，引起山东人民强烈不满，因而乡建派声名狼藉，为人所诟病。继任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说乡村建设“不合法令”，下令把全省乡农学校一律撤消，恢复了区，乡，闾，邻（或保甲）制度。
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建运动的结局十分痛心。他说：“吾侪工作主要在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为下级行政机关。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当初将借以推动各项建设者，今则以当局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执行其一切苛虐命令。凡当局一切所为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更以其为民众训练机关，平素之集合训练在此，召集调遣在此，壮丁枪支皆甚现成，于是每每整批带走。假使无此民众训练，或不兼为训练机关，则当局虽要壮丁，要枪支不能如此方便；乡间亦自有许多通融挪移回避之余地。然今皆以乡农学校而不能，其为怨毒滋甚。更有怨毒最深者，则以欺骗手段收取枪支，带走壮丁之事屡屡发生。例如：始而只说集中训练，多日以后，一道命令忽然几十人整批带走。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向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其实不顾信用，为此巧取豪夺者，除省当局外，或系专员，或属县长，或为军队，与一乡农学校校长何预？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2.梁漱溟先生在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为装点“全民抗战”的门面，延揽各党派和社会知名入士为国防参议员，在南京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员有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毛主席未参加开会），救国会的“七君子”等。梁漱溟也是参议员之一，他就是在国防参议会上认识周恩来的。国防参议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参议员经常听取关于军事外交情况的报告，讨论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就是国防参议会商定的。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时期，国民党特别代表大会后，把国防参议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参政会，梁漱溟先生是驻会参政员。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时常召见几位参议员就某一问题举行谈话，梁漱溟先生也被召见几次。蒋介石对在野名流是注意拉拢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曾托朱经农（山东齐鲁大学校长，转任湖南省教育厅长）邀请梁先生到武昌会面（当时蒋的“剿共”总司令部设在武昌），梁没有去。一九三三年梁先生应邀到南京参加内政部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内政部部长是黄绍竑），南京市长石瑛就陪他去看蒋介石，蒋装出很虚心的样子，倾听他的谈话，并不时记在小本子上，以后见面就亲热地称他为漱溟兄或漱兄。后来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批评了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再见面时蒋就态度冷淡，称他“梁先生”了。
梁先生退出山东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徐州发表了《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其中总结山东乡建工作失败的原因为：“第一，抗战起后（韩复榘）未容吾人尽力于抗战的民众工作；第二，当局急切退离山东，遂以毁灭吾侪工作。”对于当时大局，他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更进一步团结。他还号召留在山东的同人同学继续留在当地，根据各自的条件，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关于组织乡建派团体，后来拟定了《中国乡村建设学社成立缘起及信约》、《乡村建设纲领》和《中国乡村建设学社社章》。《纲领》共二十五条，分为“对于中国问题之基本认识”，“确定建国之理想目标”、“进行之方针路线与步骤”，“负担工作之系统力量”和“可能成功之新社会”五部分，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种设想的总纲领。后在四川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主席为梁漱溟，副主席为黄炎培和晏阳初。但这个学会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逐渐无形解体。黄炎培组织了民主建国会，晏阳初后到台湾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不久即去美国，并在菲律宾办“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欢迎国共合作，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次赴延安访问。那时由西安到延安还没有公路，交通不便，他是由武汉乘飞机到西安，然后搭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运货汽车，走了两天，于一月七日到达延安的，他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接待，并和毛主席作了深夜长谈。
3.“政治大队”组成和梁漱溟先生赴敌后视察。
梁仲华带往河南的学生和壮丁，一九三八年夏，在战干团“豫鲁干部班”受训的学生结业，连同壮丁队合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第四团”，接着又改称“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当时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除原有学生、壮丁外，有少数新参加人员，共一千余人，由秦亦文⑧任少将大队长，下分五个支队，其中壮丁队五百人编为警卫支队。一九三八年秋开回敌后，一个支队留河南，一个支队赴鲁北，其余在鲁西活动，不久又赴鲁南山区。学生队员皆为尉级军官待遇，分配到省属部队或地方做政治宣传工作，警卫支队配合当地政府打游击。警卫支队长陈登五是陈亚三之弟，曾在西北军当营长，在庐山军官团受过训，原为济宁训练处的军事教官。梁仲华由山东撤退时，将壮丁队交给他带，即以训练处军事班学生为连、排干部。陈有带兵及作战经验，一九三八年冬在鲁西活动时，在郓城一带与敌作战，夺得一部分马匹枪支，得到士兵爱戴和群众好评，第二区专员卢翼之（沈鸿烈的人）极力拉拢他，许以郓城县长职位，秦亦文却令警卫支队随大队赴鲁南。到鲁南后又受其他一些人的拉拢，他就滋长了个人野心，不甘于在政治大队中作一个警卫支队长，乃于一九三九年初率领全支队官兵声明脱离政治大队，要求归属沈鸿烈，沈也有意拆“乡建派”的台，就给他发粮发饷，指定防地（博山芦芽店一带），暂归省府教导团团长沈尹（沈鸿烈之侄）指挥。
一九三九年春，梁漱溟先生商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军委会特派员名义赴华北敌后视察，蒋送给经费一万元。他是抱着希望而来，想看一看乡建派这一支仅存的有组织力量——政治大队回山东后的发展，希望能把散处各县的乡建派同人、同学发动起来，重整旗鼓，成为一支在敌后的抗战力量，为乡建派在山东恢复声誉。不料政治大队内部发生分裂，使他非常扫兴。过去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培植乡建派势力，抓地方政权，与山东的国民党势力有深刻矛盾，因此，他这次来山东活动，就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对。他一到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沂水东里店，街头就出现了攻击他的传单。他来山东也使沈鸿烈处于尴尬地位，只好以陈登五为牺牲品，送给一笔路费，勒令他离队回家。陈登五走后，秦亦文拉拢警卫支队干部，又把队伍拉了回来，其中一个中队因单独驻防，通知不及，仍留在教导团，被改编为教导团的一个连。
不久，日军飞机轰炸东里店，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政治大队的武装力量缺乏有效的指挥，加以几经变化，人心涣散，很快被敌打垮，大队部被敌包围，秘书主任韩晓塘等数十人被俘，遭敌就地惨杀，只有两人被带到济南（其中一人为秘书王伯平，到济南后经朱经古保释，后来当了伪济南市社会局局长）。这时警卫支队收集残余，还有二百余人，因士兵都是鲁西人（原为第一专区各县乡农学校壮丁），他们就公推一位中队长刘涌深负责，率领回鲁西去找陈登五。其时陈登五在鄄城住闲，忽然有旧部来投，他就同乡建派人士裴占荣⑨、宋乐颜与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协商，由县政府给以“濮县教导队”名义（当时鄄城属濮县），由县供给，听县指挥，但保持客军性质。由裴占荣任队长，陈登五任队附，宋乐颜任政治主任，还请一位在延安抗大毕业的陈某任政治指导员，后来被陈登五排斥走了。
梁漱溟先生在鲁南赶上日寇“大扫荡”，政治大队垮台，他无人保护，只好同他的秘书、参谋两三人窜山沟、钻山洞，备尝艰险，好容易躲过敌兵搜山，跑到八路军防地，才脱了险境。经八路军派人辗转护送到鲁西鄄城。他在鄄城对裴占荣说：“这次来山东，不如不来！”他说经过八路军防区，见到那里生气勃勃，工作、生产井井有条，没有混乱现象，深致称赞。谈到国共磨擦问题，他说自己今后的任务就是努力协调国共关系，促进团结抗战。总的说来，他这次来山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然后又到晋南太行山一常视察，十月间回四川。
“濮县教导队”通过当地乡建派的社会关系，在兵员、武器上稍作补充，保持在三百人左右。他们还敢与日伪军作战，打死过日本兵，夺得武器，纪律较好。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鲁西国共磨擦加剧，就投奔了国民党的第二区专员孙秉贤。在该处仍属客军性质，不接受二区的番号，自称“政治大队”。此时裴占荣、宋乐颜离开队伍，裴任定陶中学校长，宋到四川在梁漱溟办的勉仁中学教书去了。一九四一年秋，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以该队不服从指挥为名，将该队缴械解散，陈登五被枪毙。至此，乡建派在山东的最后一点残余武装力量就被彻底消灭了。
八、民主活动
武汉失陷后，梁漱溟先生在四川办了一所勉仁中学（先在绵竹，后迁重庆北碚）又办了一所勉仁书院，后来又办了国学专科学校。这些院校的办学方针和办法，当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学校也就成为乡建派在大后方活动的据点。
自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与共产党、八路军发生“磨擦”。政策日趋反动，引起全国人民强烈不满，大后方民主运动随之蓬勃兴起。梁漱溟先生在华北游击区亲见国共“磨擦”，深惧演成分裂，妨碍抗战，回到大后方之后，奔走各方，希望能解决党派关系问题。他的主张是“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效”，即“各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实行介于一党多党之间的制度，一面于理想有合，一面于现实无违”。他曾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中共办事处与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诸人交换意见。国民党方面他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得最多。在中间力量方面，他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把国、共以外的各党派联合起来，争取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合法存在，对国事有发言权，以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并由张群、王世杰陪同他去见蒋介石，当面解释，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得到蒋的谅解。一九四〇年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十二月尾，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聚会于张君劢家（张未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四人会商，认为中间派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扩大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极为愤慨，提出十二条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大局濒于破裂，形势十分严重。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士奔走调停。在这期间“民主政团同盟”于三月间正式组成，由沈钧儒、左舜生、张君劢、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分别代表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社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乡村建设学会六单位参加，梁漱溟被推为秘书长。为争取对国事的发言权，必须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推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
梁漱溟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份抵香港筹备，九月间发刊《光明报》（即今《光明日报》前身），十月十日在《光明报》上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宣言是梁先生起草的，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十大纲领”是早经民盟议定又经梁加以润色的，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实行民主，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军队国家化，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人身之自由，反对非法之特殊处置等等。同时，内地的“民主政团同盟”组织也于十月十日公开了（前此是秘密的）。
他在香港办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派李石曾、杜月笙去劝他回重庆，说有意见可与蒋介石面谈。杜月笙自称“大义著于天下，言必信，行必果”，保证亲送梁到重庆见蒋，然后再亲自陪送梁回香港，决不食言。均被梁先生拒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梁漱溟身陷敌区，他不会说广东话，又无社会关系，处境十分困难。幸经友人范长江、陈此生设法雇得一条民船，帮助他们逃往澳门，又通过中共关系，从澳门经中山县转往桂林。他在桂林和广西贺县住了三年多（当时有不少民主人士住在贺县八步镇）。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他才应国民党政府之邀回重庆，準备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开幕，梁漱溟是代表之一，在会议中，他着重参加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商，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关键问题。
梁漱溟先生虽然与其他民主人士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但在政治问题上，他抱有不同见解。他一贯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政治问题只是表层，中国的宪政要从中国固有文化引申发挥，生出一个自根自本的政治制度来（即从小范围乡村建设入手，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而形成新的政治制度），不能袭取外国模式。不论英美式的议会政治或苏联式的政治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宪政不是救急药方，而是最后成果。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他认为这是“文不对题”，是国民党为应付各方意见玩弄的花招，沈钧儒、左舜生、张申府在重庆召集“宪政座谈会”，他谢不参加。一九四一年五月周鲸文在香港主编的《时代评论》出版“人权专号”，民主人士纷纷写文章，唯他坚辞固拒。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党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内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而以各党派人士为会员，邀他参加，也被他拒绝。他在答复邵力子拒绝邀请的信中说：“五六年来，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政之为政，党之为党，如此而已。……古人忠恕之道，今人民主之义，一分行之，一分实效，感应至神，不言可信，不必以宪政为号召也。……言宪政必备其条件，是以有筹备宪政之说，至于民主精神何所求备于外？古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不此之务，日日为言说，层迭开会议，腾之众口，涂饰耳目，诚恐益失国内外之望”。他为了顾全大局，与争民主的朋友们保持行动一致，这些不同的见解，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以免为国民党张目。
关于政治体制问题，他一九四五年在广西发表的《论当前宪政问题》一文中提出一个方案，原则是：（一）以尊重国民党的领导权，实行全国各党派合作，为今日从党权政治达到民权政治的过渡形式；（二）从战时之国民动员引致国民参与政治，因动员机构以建立民意机构，为民权政治之始基。内容是：
（一）结束国民党的党权政治，从统治地位改居领导地位，其一切独占性、排他性之特权应即废止。
（二）全国各党派在法律上之地位一律平等。均得合法存在，公开活动。
（三）成立国事协议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假定其议员为一百名，按四方分配之：
甲、国民党四十名，由乙丙两方协议推出之；
乙、共产党二十名，由甲丙两方协议推出之；
丙、民主同盟二十名，由甲乙两方协议推出之；
丁、无党派人士二十名，由甲、乙、丙三方协议推出之。
（四）由国事协议会产生国防政府，其组织及产生办法由国事协议会决定。
（五）国防政府为举国一致之政府，总揽全国治权。所有现在待决之陕北、晋冀等边区政府问题，应由国事协议会协议解决，实现全国统一。
（六）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统一于国家。其应有整编改编事宜，由国事协议会特设一委员会负责监督国防政府办理之。
（七）国防政府产生后，国事协议会即居于决定国家大计及监督政府之地位。
（八）党派问题由国事协议会特设委员会处理之。
梁先生说：“由各党派构成之协议机关自无须民选议员。各党名单由其他方面协议互推，其间实有一种用心：盖团结合作其事至难，苟非有互让精神，则随时可以僵持不下，惟有如此互推之法，乃使热心合作顾全大局之人，较之坚持党派立场缺乏互让精神者易于入选。但全由他方推选而不许其本党自为斟酌。或亦难行，可于他方推选之后，许其本党调换十分之一。”他的这一套政治蓝图，可谓“自出机杼”。
旧政协达成五项协议，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梁漱溟先生认为这是早期学英美制度的回光返照，但他还是起立赞同了。因为眼前似乎需要它，但它只是过渡，中国终要有中国的政制出现。旧政协会议后，就当时情况看，好象政协任务已经完成，他决定“结束行动，致力言论”。他说：“今后我不在现实政治上努力，要站在远一步说话，我并不认为中国政治问题已解决，相反，认为现在拟议中之宪法不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我的意见不同，有必要发抒意见，掉转工作方向。”于一月二十七日托周恩来带致延安毛主席一信，表示不参加拟议中之新政府，并在重庆《大公报》接连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篇文章，说明他要回到文化岗位上从事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为準备一条建国大道作贡献。毛主席复信不赞成，说言论和行动可得而兼。他于是年三月再一次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教。这一次是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北平，再转飞延安。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欢迎会，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十位领导同志坐在一起，共同倾听他讲述自己的意见，他的看法得到中共方面的注意和理解。他自称与中共的关系是“和而不同”。他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远大理想；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桩事，尤其说得通。这样，遇到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
九、参与国共和谈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应邀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五项协议。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协助下，签订停战协定，并共同下达停战令，自一月十三日起停战。又根据政协关于整军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二月二十五日签订整军协定。但是蒋介石并无真正履行这些协定的诚意，而是以此为掩护，準备内战。因而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谈判也就在无休止的争执中进行下去。国共和谈原由马歇尔居间调停，第三方面并未参加，因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马歇尔失去中共信任，又因当时第三方面为国共双方所争取，举足轻重。故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起，应马歇尔邀请，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参加协助调停。梁漱溟先生作为民盟的秘书长，就成为调处工作的重要角色，他奔走国共之间，煞费苦心地向双方劝说，冀能完成和平使命，但终归失败。
他谈起这一段调停过程时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再三让步，有时作了很大的让步。如宪法草案的十二要点是政协五大协议之一，经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但国民党中央全会通不过，内部聚讼纷纭，大闹特闹，出席政协的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再三向中共、民盟恳商修改，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得起草人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点都予让步。按理说，大会决议任何人无权变更，这就是中共代表为照顾全局而作的让步。在和谈中，中共代表可以说委屈求全，再三忍让。如一九四六年九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张家口，周恩来提出紧急备忘录，警告蒋军须立即停止进攻，否则即是和谈破裂。蒋介石不予理睬，于十月十一日攻下张家口，并在胜利之余，片面宣布召开国大，这使人很难容忍。但周恩来在第三方面人士劝说下，仍忍耐到南京继续和谈。而蒋介石却避往台湾，只打不谈。可见中共是真正相忍为国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谈妥了几项问题，马歇尔主张解决一个问题，即签订一项协议，一步一步地建立互信，巩固和谈成果，以逐步达到全面解决，蒋介石却不准签字。到六月底第二次休战期满前夕，大部问题已谈妥，第三方面和马歇尔都主张把未谈妥的四个问题暂行保留，将已谈妥的问题签订协议，以便明日停战，连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等也赞成这样办。但蒋介石坚持不许，必待全部谈妥始能签字。七月间蒋介石拖延谈判，避上庐山，马歇尔九上庐山，往返奔走，深为蒋所苦，马是费了心力的。马后期受了美国政府的压力，有些偏袒，但究与蒋介石不同。
在和谈后期，梁漱溟为第三方面主要调解人。一九四六年十月末，国民党片面召开之国大开会期近，第三方面希望能在会前完成和谈任务，使各方都参加国大，以免大局分裂，乃就整个和谈中的问题，拟提出三项折衷方案，国共两方反应都不满意，但也无更好办法，只好退出和谈。
梁漱溟先生退出和谈后，由南京回重庆专心办学，声明今后三年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在思想见解上不能苟同于国内任何党派。有时发表文章宣扬他的“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在文化”的见解，也对当前时事发表评论，对蒋介石破坏和谈有所揭露。他特别痛心于青年、民社两小党投靠国民党，说：“第三方面不能合作应受责备，陷大局于不可收拾。”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要召开二次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年九月，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篇长文，说：“民国二十五年，全国举办国大代表选举，闹得举国骚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于水、旱、风、虫……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这确是古所未有的比什么都大的灾祸。然而不幸得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旱、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重大选灾到来。”他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宪政必须从固有文化中引申发挥，结合当前实际，不能袭用外国制度。中国人理性开发最早，贵谦、贵让而耻于争。唯理性与谦让得和合，唯和合得统一。“学外国自己出头竞选，靦然不以为耻，实大悖于固有之谦德……逞欲而亡耻，则其无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
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被迫下台，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历述和谈经过，指出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蒋介石。同时希望中共“本其过去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屈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谁的力量大，谁对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
他的上述言论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是企图阻止“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一文中说：“在国内除顽恶的×××（指蒋介石。因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报纸发表时用×××）真正没法和他共事外，各方都应合作，……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
梁漱溟先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实际上已退出民盟，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民盟时，他声明脱离民盟；后来民盟在香港恢复组织，他再次声明正式脱离民盟。但他与青年党、民社党那些急于做官、慌不择路的政客不同，他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绝不同流合污，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国大”，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也没有离开四川，直到四川解放。
尽管梁漱溟先生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在政治生活中也出现过波折，但他还是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解放后一直被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他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九十寿辰时，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祝寿宴会。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政策大为称赞。他已年逾九旬高龄，虽然形貌清癯，身体却很健康、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经常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并每日孜孜不倦地伏案读书写作。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期望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注释：
①梁济字巨川，清末仕至内阁侍读，任职民政部。民元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赵秉钧之召，入内务部，因不满临时政府不恤民困，而以增加官吏薪俸为急务，辞职家居不出。一九一八年于自己生日之前夕投北京积水潭自尽。该处旧日立有一碑，题云“梁巨川先生殉道处”。著作辑为《桂林梁先生遗书》四卷。《清史稿》有传，溥仪《我的前半生》中亦曾提到他。
②彭翼仲（彭诒孙）苏州人，一九〇二年在北京创办《京话日报》为北京第一家中国报纸（先是一九〇一年有《顺天时报》为最早，但为日本人创办）。稍后又出版文言的《中华报》。至一九〇七年因论及时政，触清廷之忌，报馆被封，彭被逮捕、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入民国后始赦，还继续办报，又因反对袁世凯帝制，再次被封。袁倒后，再出版，一九二一年病故，报纸由梁漱溟接办一个时期。
③梁仲华（梁耀祖）河南孟县人，为孟县有名的大地主，后为乡建派领导人之一。曾任山东省第一区（济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处长，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参加民主活动。解放后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
④孙则让（孙廉泉）山东鄄城人，日本留学生，为山东乡建派领导人之一。曾任山东省第二区（菏泽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后在湖南、四川任县长、专员。解放后投江自杀。
⑤高赞非，山东郯城人，为山东乡建派骨干分子，抗战期间在山东与中共合作，参加革命。
⑥梁秉锟（梁劼诚）河北大城人，曾任山东莱阳、邹平县长，北平市社会局秘书主任。解放前去台湾任基隆市长。
⑦朱桂山，山东省单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为王鸿一的好友，曾任邹平实验县县长。抗战期间，当了汉奸，任伪济南市长、道尹等伪职。其子经古为日本留学生、抗战前任济南东鲁中学校长，曾陪同梁漱溟赴日本考察乡村情况。他也是韩复榘与日本勾结的中间人。抗战期间也当了汉奸。任伪山东省新民会长兼教育厅长。
⑧秦亦文，山东新泰人，是乡建派中的国民党分子，号称“合作专家”。日本投降后任山东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及山东省政府社会处副处长。
⑨裴占荣，字雪峰，河北滦县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是个道学家，以研究《易经》闻名，喜算卜，批八字，人称裴老师。
注：这篇文字，有些事实是我当时亲历亲闻的，有些事实是亲访梁漱溟先生而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