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山下的沉寂
作者：溪河子
一
2009年3月12日下午2时许，我和弟弟冒雨从邹平县城出发，向着西南方向，赶往距县城大约五里的相公山。
阳春三月，细雨霏霏。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裳，也在不断打湿着我的心情；距相公山越近，心情越发紧张起来，我在心中开始一遍遍轻轻祷念：“我终于来了，我终于看您来了！”
来看看相公山，这个的念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思路转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突然打了个冷颤，说不清了，真的说不清了。但冥冥之中我仿佛是被召唤着的，那是心底久久放不下的一个秘密，一个夙愿。
当我看到中国文学大师余秋雨先生《寻找文化现场》一文的时候，我才忽然醒悟。余先生在该文中谈到：“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 这正是我的答案。
去看看吧！去看看我的祖先长眠的地方吧！我开始在催促自己。但因诸事繁忙，避之无瑕；有时有了点时间，心情又不太好，所以一拖再拖。最终定在3月12日这天，没想到天公不作美，又下起了小雨。决定已下，脚步已迈出，就不能收回来了。
从县城中兴桥往西，转往去碑楼庄的路，寻该村最北边一条东西向的大路，正直西行就能到达相公山。当我穿过那片苹果园，第一眼看到相公山时，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山，分明就是个大土包，充其量是个山丘，山很低矮，形势颓微，面积又小，与我想象的真是相去甚远。相公山被人挖土取石，已弄得千疮百孔，面目皆非；山上没有一棵树，山坡上的草刚被山火烧光了，黑黝黝的坡面被雨水一淋，更加湿黑。山的西南角有间没有完工的房子，很是突兀，极不顺眼。一条从山脚通往山顶的小路，疑惑是放羊人从战火焚烧后的废墟上走出来的，弯弯曲曲。当我循路登上相公山顶时，举目四望，顿时有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想法。
相公山四下环望，西边是连绵不断的九节青龙山；南面则是俯瞰梁邹大地的长白山脉；东北方向是老县城；正东是县城南部新区；一条黛溪河从东南开始，依旁县城，向西北方向蜿蜒流去。真是一方风水宝地！
真的吗？在这里，在相公山东侧的黄土里，在碑楼庄西面、现今的一片苹果园的下面，就埋葬着后周的一位宰相、一位死后荣辱俱生的梁邹先人、一位与我生命绵衍相连的祖先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人，就是景範（后用“范”字）。
当我收回我的目光，静静地看着我的脚下——相公山东侧那片土地——我试图去猜测我祖先的坟茔到底埋在哪里时，忽然觉得那并不重要了，而且油然升起了一份宽慰和不安！是的，这个被人们、包括他的族人遗忘的地方，在他死亡一千零五十四年后，终于有人来看他了，难道不值得宽慰吗！但是不安的是，他沉寂了这样久，不，是熟睡了这样久，没有人来打搅不是更好吗？
可是，当我扬起我的头颅，一道苦涩的雨水流进我的嘴中——环抱着的群山犹如一张大口——似乎要将我吞噬，又似乎有千言万语的诉说被压抑着、郁结着，久久地、久久地驱之不散……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古训，可能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前辈，他为了保持名节，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冒着被砍被杀被流放的危险，鞠躬尽瘁，刚正耿介，勤洁贤明，磊落一生，即使不被后世褒讲，只要客观公正地对待，亦当心安。
然而，历史往往并不如此，并不随人所愿，相公山如此悲怆、苍凉，它沉寂的太久了，所以，我有话要替古人讲了。
二
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
那就从他死后，第一个打搅他的人开始吧。而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
公元955年，即后周显德二年冬十一月，景范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薨于淄川郡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二。此处私第，据县志方域考在唐时属长山，五代时属淄川，今则径属邹平，与淄长无涉，即城南景家庄，现今的东景村。本来景氏有祖茔地在景家庄南边南河崖，他可以在哪里陪着他的父亲景宾、爷爷景闰安安静静地长眠在黄泉之下，可是景范并没有葬在哪里。这年冬天十二月丁卯，淄州郡主急匆匆地向皇宫上奏：“前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卒。（据薛居正《五代史》）”周世宗柴荣闻奏后，立即御命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大臣扈载，奉敕撰写《景范神道碑铭》；又御命翰林待诏、朝议郎、守司农寺丞孙崇望，奉敕书写了碑文。在景家庄西北约3里许，选择风水宝地，厚葬了景范。据家谱记载：“景范墓在城（今之邹平老县城址）西南五里许相公山左侧，子山午向。墓前有翁仲羊马之属，南去半里许有神道碑。其碑螭首龟趺，大逾常格。神道碑立于显德三年（956年）岁次丙辰十二月。”此时折腾了整整一年之后，景范才真正入土为安了。
皇恩浩荡，如此这番：“天子废视朝轸，歼夺之念，制赠侍中，遣使昌奠，饰终之典，优而厚也”（据《景范神道碑铭》）。至此，我的脑中一个大大的疑问被提了出来，即后周自太宗时，倡薄葬之风，临终前，太宗屡戒柴荣，死后用纸衣瓦棺，不修地宫，不要守陵宫人，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否则“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包括周世宗柴荣死后，亦是如此。为何我先祖景范，人为臣子，竟官为立碑，墓前还有神道翁仲羊马之属，螭首龟趺，大逾常格呢？
史海无涯，浩淼如烟。景范何德何能，让皇帝老儿如此厚爱。这沉寂的相公山断然不会给我答案的，我只好去找历史问问了。
三
据宋·薛居正书《五代史》（今人称五代旧史），宋·欧阳修书《五代史记》（今人称《新五代史》），及扈载撰《景范神道碑铭》，兼查《梁邹景氏世谱》（公积堂藏版），去谬删误，始现景范本原。
景范，字万卿；淄州长山人。为太仆公景宾所生。仕至（五代）后周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赠侍中奉，赐银青光禄大夫，诏立祠崇祀。配李氏，封许国夫人。范生二子，一曰“严”，一曰“信”，均为太庙斋郎。
景范，初以明经擢第。先后由清阳吏、高密掾、授范县令。周太祖广顺初年，擢秋曹郎进阶至朝散大夫。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甲申朔，以刑部侍郎景范为左司郎中，充枢密直学士。周太祖广顺三年春三月，充职左谏议大夫。明年即周太祖广顺四年，改元显德。春壬辰是日巳时帝崩，世宗（柴荣）嗣位。二月，（北汉）河东刘崇乘周有太祖大丧，与契丹大将军杨衮，拥众南寇。世宗亲征之，分命大臣保嫠。范以太祖旧臣仍拜二卿（二卿之职，碑文缺失，不祥），作东京副留守。既平寇，殪敌而还。显德元年秋七月，景范以功加晋阳县开国伯，以枢密院学士、工部侍郎擢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范自立不回，信而有守，而三司总兵赋利权充邦国之调用。范悉心尽瘁，因劳成疾。封章叠上，帝优诏褒，听解利权。显德二年八月丁未，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范罢判三司、加银青光禄大夫，依前中书侍郎、平章事、晋阳县开国伯。以列卿归，悬车故乡，显德二年十一月卒。
从以上景范的简历中，我们看到他一生为官，从小到大，顺顺利利，先后侍奉了后周两任皇帝，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柴荣如此兴师动众地为他办理后事的原因。要找到足够的理由，还得回到那段历史中去。
公元903年，即唐天复三年，景范在现今的邹平县东景村出生了。他出生的时候，李氏王朝正走到了风雨飘摇的末路，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还不甘心自己的没落，在天复四年又改年号为天佑，试图靠上天的恩佑再支撑下去，但毕竟势尽途穷，国内矛盾日益加剧，到哀帝时，天佑四年，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了。从此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景范的一生正是生活在这段混乱不堪、战事频仍的历史时期。他出生4年后唐朝灭亡，在他死后5年宋朝建立，中国才又进入了一段较为稳定统一的阶段。这段历史很象中国汉晋之间的那段三国历史，陈寿和罗贯中大写特书了这段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帝王、将相、文官、谋士、武将、忠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人们大多耳熟能详。但对于五代十国发生的历史，人们却知之甚少，究其原因恐一言很难说清，且不去管它。
正是“乱世出英雄，危难见忠良”。据景范神道碑铭：“公辅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庙之才必以经术显，而公以明经擢第于春官，氏则贤哲之……为吏于清阳、……掾于高密郡、秩满而□授范县令。”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的是景范在后周建立之前的情况，景范从什么时候及第已无从查考，到后梁末年（即公元923年）景范刚好20周岁，此前的这段时间应为读书求学阶段。之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共27年（公元923年至公元950年），这段时间应是景范从政阶段，从最低的吏开始，升至范县令（今河南范县）。
到后周建国时，景范以其为人厚重刚正、为政勤洁，终被周太祖（郭威）赏识，于广顺初年（即公元951年），以秋曹郎进阶至朝散大夫，后任刑部侍郎，踏入朝廷门槛。而此时的后周尽管建立政权，但中原之外和周边地区的列强，仍然虎视眈眈，战事不断。郭威可谓一代明君，任人唯贤，励精图治，国家日益强大。景范“惟圣人执左契，临万邦经久制，大命日政之机，国之大柄，总于枢务……而公……忠而贤,……公为左司郎中充枢密直学士，寻转谏议大夫充职 ”(据《景范神道碑铭》) 。只是时日方短,3年后周太祖驾崩。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柴荣继郭威为帝，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停废敕额外的寺院，开垦荒田；颁《均田图〉，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纠正科举弊端。治事先治人，在国家用人方面，世宗对景范“思先朝欲用之言，成圣考得贤之美，俾参大政，仍掌利权”（据《世宗纪》）。是年北汉勾结契丹南犯，柴荣召大臣议欲亲征，宰相冯道极力阻止，乃罢其相。他初战获胜，并趁胜整饬军纪。樊爱能、何徽等70多名将士因临阵脱逃悉数斩杀，同时对作战有功的李重进、赵匡胤等将士给予重赏。班师后，因景范留守治晌有成，又封赏景范，以功加晋阳县开国伯，以枢密院学士、工部侍郎擢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近观有关五代史小说，某作者不加祥究，随意而为，把景范列为营营怕死之流，实属错焉。
这段历史有着太多的故事和谜团，传统的史学家常拿这段历史和三国时期作类比，而那些封建士大夫也常常不把这段时期当作正史来看，其间发生的事、人物等等也多有非议，似乎只有李氏王朝才是正统的，就象三国时期的刘氏江山。这让我想起了曹操，一为英雄、一为奸雄，对他评价的前后变化可谓典型之至，难道这就是历史吗？
在历史的长河中游走的太久了，身心难免有点累，而遇到的困惑也越来越多，就像这长白山顶的云雾，渐聚渐浓，挥之不去。尽管相公山上的雨下得不大，但阴沉沉地让人郁闷。更让我心烦难奈的是，在景范死后不久的两位书生，他们也打搅景范来了。一位是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委托来的，他的父亲薛仁谦和景范同仕后周，应当很熟识；另一位是大文学家、史学家，他才华横溢，又精力充沛，没受皇帝指派，是自己来的。
他们是谁呢？
四
这两位书生一前一后，如约而至，他们秉烛穿过历史的黑夜长廊，以笔作帚，试图扫除覆盖在历史陈本上的灰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们功不可没，彪炳千秋。而又正是他们，时而引导我们走在清晰的历史中，时而又忽然让我们迷失了方向。正如司马迁之作《史记》，不知留给了后人多少个未解之谜。
在景范死后18年，第一个来的书生是薛居正，前面已经交待，他是奉宋太祖赵匡胤的诏令编纂五代史的，他的父亲薛仁谦、景范和赵匡胤曾同朝为官，应当并不陌生。景范死时，薛居正已经43岁，他们可能见过面的，即使没有见面，至少听父亲或时人讲过景范此人，也当必然。然而在其负责撰修的《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今人称《旧五代史》）中，在不足600余字的《景范列传》中，竟有4处疑错。
其一，关于景范父亲的名字和官职问题。
列传中言“景范父名初，以户部郎中致仕”；在其《五代史》中又言“丁巳（注：显德元年八月），以户部郎中致仕景初为太仆卿致仕，宰臣范之父也。”然而《景范神道碑铭》上记载：“曰：王父宾，大王父闰”。景范的父亲叫景宾、爷爷叫景闰。古人多有“名”和“字”，难道是景范的父亲名“初”字“宾”吗？碑文是在景范死后立即刻制的，扈载所言应当最为可信，景范父名应是宾 ，而非初。
关于景范父亲的官职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致仕”。致仕就是古时官员辞职归家，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然而，据扈载所撰《景范神道碑铭》考，碑载其“贞晦不仕，介享天爵”，有巢许之风。景范的父亲既然“不仕”，又何以“致仕”呢？然而其碑文中也有“太仆府君”一说：“故公之先，由烈考太仆府君。”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顾炎武《山东考古录》所言：“而景范神道碑称为太仆府君，盖为赠官也”。我猜测大概是景宾死后被册封的虚职。至于那个“户部郎中”，可能是子无须有.
其二，列传中称景范“食邑三百户”，而碑文言景范“食邑七百户”。此点肯定是薛居正没有祥查造成的错误了。
其三，景范罢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列传中“寻以父丧罢相东归”，此点也有疑义。其罢相应该在前，父丧应该在后。父丧不应是其罢相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应是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能力大不如前，虽悉心尽瘁，面对繁剧的国事，犹力不从心。而三司之职，是个累人又得罪人的差事。景范又加“为人厚重刚正，无所屈挠”，可能得罪了不少阿谀奉承、争官夺利之流。“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罢司计”。除罢免其“判三司”之外，其余皆予保留，并赠侍中奉、赐加“银青光禄大夫”。
其四，对景范死亡的时间，薛居正写为“显德三年冬，以疾卒于乡里”，肯定是又弄错了，他把景范立碑的时间当作其死亡的时间。其真正死亡的时间应为显德二年冬十一月。
《旧五代史》为官修史书，内有很多错误，人们归咎于此书成书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即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编纂人员多(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 ，但我想这条原因并不充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实地详查复核，而是一味地引用旧有的《实录》，很多人觉得去古未远，人事悉熟，粗心大意而为。
但我还是很敬佩薛居正先生，正是他的辛劳让今人得窥历史的容颜，让我对祖先有了足够的了解。他和扈载一起，成为梁邹景氏后人穿越时空隧道，与景范脉连相知的桥梁。
让我们一起去读读这段文字吧：“（景范）昔佐先帝，每磬嘉谟，逮事眇躬，欲倾忠节，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勉思倜傥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伫问成绩，用副虚怀。”
扈载在碑文中更是盛赞景范:“故公之佐县政也，人谓其勤且洁矣；典刑书也，人谓其□□□□（据考应是“其严且明矣”）；……政□而从八者，则人谓其贤且能矣！”（注：□为碑文缺失字）……“夫公之行事，则其道也纯而粹克克焉无能称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无所忌耿介。以自立强干，以自□故其仕也。”
至此，景范的形象已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身为两朝元老，他兢兢业业，功成名退，上下信服，世宗怜其名节，故厚葬之。我想他一方面敬仰景范为人治事之功，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其他臣子看的。所以是破例厚葬的。在厚葬景范这个事情上，我也猜测当时朝野上下定会议论纷纷，或否或准，莫衷一是，但家有千丁，主事一人，世宗的做法无疑对当时其臣子，起到了“典型带动”的作用。其前其后死去的人是否也能受此殊荣，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死灯灭，盖棺论定。对此评价和厚葬，我想景范适得其所，当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君民。亦当含笑于九泉了！
然而对《旧五代史》，有人开始不满意了，决议要重修。 第二个书生出场了，他叫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欧阳修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只能人为造成大量史料空白。景范的列传也在其砍削之列，在新史中，景范似乎从历史上蒸发去了，只留下一句话：“（显德）元年癸巳，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在向人们证实历史上确有此人。然而新史书成之后，因统治的需要，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几乎散失了。
这是景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沉寂，和他一起沉寂的还有陪伴他的相公山。时光如水，静静流淌，即使这样的静默对景范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世事多秋，欲罢不能，第三次打搅开始了，而这次对一个死人来说，不能说是“致命”的，而只能说是“致名”的，这次打搅比扒坟掘墓还要惨烈，而这次来打搅的仍是来了两个人。
他们又是谁呢？
五
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次来的两个人，竟然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活人。
死人又竟然比景范死的还要早，推算一下，要早8个年头。细究起来，恐怕还是同宗同族之人，他叫景延广，字航川，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后晋大臣，精于箭术。景延广出生在公元892年，死于公元947年，活了55岁；比景范早11年出生，早8年死亡，活得岁数只差3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景延广死后，后晋也灭亡了，至后周建立只有4年时间，中间夹着后汉也只有3年，时间跨度很小，而此时景范应在某地为官。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或者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辈分谁长谁小，但我猜想比之小11岁的景范应当是知道景延广这个人的。因为景延广死得很悲壮，应是广为流传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的。一个早死之人还能回来打搅一个晚死的人，这可能吗？天方夜谭的笑话，而确实真正地发生了，是个勿与争辩的历史荒唐、历史奇迹。
请让我在此多说几句话吧！
现在我们通过书籍已很清楚地了解了景延广的历史。景延广的一生可谓戎马生涯，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景延广和当时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投入军队中谋求前途。他开始进的是后梁的军队，后梁灭亡后，景延广和其他将领一起被后唐军队收编。等到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时，汴州的守将朱守殷不听从李嗣源的命令，结果被镇压，景延广也在朱守殷的军队里，因此受到牵连，将要被处死。石敬瑭当时是六军副使，负责处理他们这些人，见到景延广后，石敬瑭非常同情他，于是就秘密地放他出来，不久收入自己的帐下，做了他的属将。后来，在石敬瑭要称帝时，后唐派张敬达率五万重兵前去围攻太原，石敬瑭让他参与军事，景延广为后晋的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等石敬瑭正式称帝时，对景延广也委以重任，让他当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来转守各地，又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石敬瑭的心腹大将。在石敬瑭主政的时候，景延广没有干预过政事，而是一心辅佐石敬瑭，做事也很谨慎，但石敬瑭一死，他却从幕后走了出来对军政事务事事关心，但他毕竟是个武将，勇多而谋少，最后自己把命也搭进去了。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得比那些投降的将领们好多了，他没有逃跑，为了全家的安全，他和随从阎丕骑马从容赴敌，到契丹的军营去见耶律德光，都被拘押起来，景延广说：“阎丕是我的随从，跟我来是尽职尽责，他有何罪，你们把他也押起来？”契丹于是就将阎丕放了。然后对景延广酷刑折磨，在押送北上的途中，为了避免以后再受非人的折磨，景延广在半夜的时候，趁守卫的人不注意，自己扼喉自杀了。虽然人到末路，但契丹人对他这种刚烈之举还是很佩服的。当时盛传是被砍头的，因而时至今日，在附近村庄和族人中间仍传言，相公山下墓里埋的人是金头玉胳膊，真真以讹传讹。
只因景延广在后唐时期帮助石敬瑭建立了后晋，便在历史上埋下了骂名。后唐就像三国时期的刘皇叔一样，被视为正宗，反唐既是大逆不道，神人共杵。
对景延广的功过是非，我想历史自有公论，我也不想为他妄作评论。但“阴差阳错”这句成语，用在他们两人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景范成了景延广，周相成了晋相，相公山下埋葬的人置换了。大概是他们二人相去年代未远、同姓同官，所以造成“张冠李戴”了。也不知从何时起前辈作县志，也不加考核，竟也讹为晋相景延广。后来《山东通志》及我县都御史张仁轩《儒学记》等书也袭舛承讹，错上加错。
而此时更为可悲的是景范的族人，他的梁邹后代也不明真相，“又多朴鲁无学之人”，抑或知其真相而不敢言，抑或知考县志而不知考墓碑，也信而不疑。是人们不明真相，生生用猜测之“心”和无妄之“口”，把景延广往后拉退了8年，这一拉对景延广来说没有大碍，但对景范来说意义非凡。景范文官，景延广武将，景范是斯文扫地，名落千丈。
此风一经吹起，愈演愈烈，到明万历年间，又一个打搅景范的人到来了，他叫李瑞。
李瑞是林县举人，时来我邑任县令，是个大大地昏官。他的胆子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却“承檄”耀武扬威，不加祥查，鲁莽如粗夫，在他主持下清丈地亩到相公山下，说：“景延广何许人？世享此祭典。” 以为景延广在晋为误国之臣，安得享此祭田？遂削去其籍，并将应有祭田四十亩编入额内，甚至做出了“笞其裔、毁其祠”的勾当。写到此，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疑问，何以从清开始至今（是否从明朝就开始，尚无考证），景家庄（今东景村）竟没有一户景姓人家了。用个现代词语，也叫“划清界限”吧，迁走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另一个说法也叫“流离失所”。此时，我忽然想到了秦桧，他的后人和景范的后人，在对待前辈的问题上，和所受到的社会冷眼，是否也殊途同归呢？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信神，但如果真的有灵，景范看到自己的后人遭此罪过，不知作何感想？还有景延广，一个陕州汉子，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还为随从求脱，看到与己无关的梁邹景氏后人，因己而生事端，不知又作何感想？但他们毕竟是死去的人了，荣辱身后事、留待后人说。他们不可能对后人做出什么不轨之事的，而后人却不会消停的。
首先是景家的人不甘心了，一个景姓女人曾携外孙游于墓下，以外祖母的身份告诉了他相公山下的秘密。但他时年尚少，知其舛而不能厘正。他叫成和征。直到大清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机会终于来了，太仓徐公政莅我县重修县志，景范第世孙景仰时为族长，率众塌碑佐之，据考神道碑文拓片高296厘米、宽150厘米，在事实面前景范的身份终于还其本源，纠正了旧志的谬误，并载入县志。时为贡生观城县训导的成和征，也终于完成了其外祖母的心愿，在康熙七年二月（1668年），秉笔撰写了《景公辩误碑》一文，并刻石留祠（景家庄相公祠，后被毁）。景仰的表侄马光，是我县人士，吏部观政进士、历官云南河南道监察御史、时任两浙巡监御史，也欣然命笔，题写了《后周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赠侍中景公庙祀碑》，同邑太原郡丞成晋征撰写了《重修相公祠碑记》，俱勒石以记，立于重修的相公祠内（后被毁）。
至此，景范名正言顺，香火再续。大清末年，神道碑文因年深日久，风剥雨蚀严重，字迹剥落着五分之一。幸有第二十八代景氏后人景步云，于宣统年间不辞辛劳，将碑文记谱，始存至今。建国时墓及碑具在。
景范后人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在经历了一次次打击之后，他们其实并不想光宗耀祖，只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们真正的愿望是想找到自身的来龙去脉，识其渊源。并用祭享之仪，让景范静息长安。
可是，还是不能够这样子就此罢休。新一轮打搅又开始了，而这次来的是一群人。
六
这群人，就来自相公山的脚下，他们是碑楼庄的村民。
县令李瑞大人只是将景范的墓田拿去充公了，他对景范的墓和神道碑却没有动手，这点是他的恩典，所以在景氏族谱上，仍文质彬彬地呼他为“林县李公瑞”。
而到了1955年，我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景范墓难逃噩运，终被挖掘，封土铲平。那些碍事的“翁仲羊马之属”，侵占了碑楼庄村民种地瓜、或者种果树的地盘，被拴上绳索，拉到一边去了，竟成了孩子们攀爬骑上游乐的道具，到底不是能做建房和修猪圈的材料，便狠心地砸毁了他们，彻底丢进垃圾堆，埋入黄土中去了。
“大碑”，至今碑楼庄人还这样子称呼它。那时还立在那里，非常障眼，一些激进的人便打起了主意，非要以毁为快。但村中的老人开始说话了:“不能毁了大碑，碑楼庄，无碑还成庄吗？”那些举着锤头的人，收回了胳膊。这样“大碑”又侥幸留了下来。
过了不久（约60年左右），一个叫郭宪章的碑楼人（现定居昆明市），举起了手中的黑白照像机，他的这一有心举动，为我们今天得识大碑尊容，留下了宝贵的唯一照片。
文革开始后，还是碑楼庄的村民，为形势所迫，再也容不得“大碑”还那样明目张胆地立在那里了，恰好村中盖氨水池需要石材，那些山中开采的石料，哪里比得上大碑好用呢！从此，景范墓、神道碑和他的“翁仲羊马之属”彻底从相公山下消失了。这次的打搅是一次完全的、彻底的、不留痕迹的行动。那片土地归于平坦，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上面播种五谷杂粮了。
而在碑楼庄不远处的景范故居——东景村，也在进行着同样的故事。景范的祠堂被毁坏了，碑文被砸烂了，南河崖的祖坟可能早就被刨挖过了。还有什么能够留下来呢？
站在相公山上，我透过雨丝向脚下的碑楼庄望去。这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村庄，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多美好的童年印记。我曾跟随我的外公、舅舅下田干活，陪伴姨家表哥到村外的黛溪河畔捉鱼捞虾、到山上的果园里采摘收秋后遗留的软柿、夏天晚上在村北的氨水池上和对门的表舅一起乘凉…… 这是个不大的山村，平静而安详；较之其他村比起来，还是个文化气息浓郁的村庄，厚文重读，诗书成家。这个村与景范的渊源，应当很深。景范埋葬时，从景家庄到相公山下，可能还没有碑楼庄，是五代后才建村的。而相公山也是因景范（人称景相公）而得名。
写到这里，突然让我想起了另一个邹平名人——范仲淹。我无意拿景范去PK范仲淹，我知道那是不合适宜的，但是他们同是邹平的历史文化名人，应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有因了他们而命名的村庄（范：礼叁、茶棚、接官亭。景：碑楼、景家庄）、山林（范：礼泉寺。景：相公山）、祠堂（范：范公祠。景：相公祠），难道还不够吗? 他们的影响还不够深远吗（景：后周。范：北宋）？他们为人从政的点点滴滴，不都是堪当楷模吗（范仲淹一生为官坎坎坷坷，死后荣光；景范生前为官顺顺利利、死后遭讹）？
但对景范不只是他的族人，就是研究邹平历史的人们对其也知之甚少。我读过不少关于邹平历史解读的书，那里面也是绝少提到景范。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前面已经提及，历史毕竟久远了，又遭此讹传，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他只有沉寂下去了。正如马光所言：“窃尝阅欧阳五代史，景公传独缺，因有惑焉。公以从龙著大业，与范质、王傅诸公不得有轩轾，生平政绩姑不具论。”
但我们还是从扈载所撰碑文和薛居正所编修的《五代史》中，得以看到景范的一星半点的史迹。而纵观其一生，可谓赫赫于一时，于国于民，德操高洁，政绩卓著。
七
近来看到有人分析比较北京人和上海人性格的差异，觉得好奇。又从网络看到有人分析比较邹平人和滨州其他县市人性格的差异，说我们有点财大气粗，觉得可笑。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到底怎么了？不久前和朋友聊天，聊起邹平的历史，聊起邹平的文化，转而聊起邹平的文物，我们真的尊重和了解邹平的历史文化吗？那些历史物化的载体——文物——不是经由我们的手，几乎毁光殆尽了吗？
我们有钱了，崇尚大而新，把老范公祠、唐李庵扒掉了，重新规划设计，修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对文物历来要求“修旧如旧”，我们却置若罔闻。
在城市建设中，老城墙、老图书馆扒掉了，甚至在城区连棵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都没有了。
在文革时期，我们毁掉的文物又有多少呢？景范《神道碑铭》、祠堂只是无数被毁文物之一。
我们又有多少文物被散失、闲置，而不加研究和利用呢？
近来，看到有人发表文章，试图从邹平区域文化的探讨中，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历史人物对邹平世代的影响，这是个很好的开始。邹平故素称“仁明”之县，人文底蕴深厚。范仲淹等历史人物对邹平的影响，应逐步挖掘、探讨、整理，使之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谈得有点远了，收回来吧！
快到清明节了，我还会来看相公山的。尽管它很小很丑，但我有股莫名地亲切感，天虽下着雨，有点寒冷，我的心田却暖融融的。上天下雨，这是天地之间最好的交流和融合，我站在雨中，与先祖景范神交旷远，乐享八极。
面对沉寂已久的相公山，我开始轻声默念神道碑铭：“长白苍苍，淄水汤汤，哲人之生，逢时会昌，哲人之逝，魂游故乡。”安息吧！我的先人，在这个你生与斯，长与斯的地方，这里是你的故乡。故乡对亲人有太多的包容和宽厚，故乡也绝对忘不了自己的亲人。
下得山来，我看到那片苹果园里，老枝湿黑，新枝泛绿，而枝头的芽孢已很饱满，不久就可萌发新芽了。
2009年4月3日 写于清明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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