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贻先生（1939-1989），山东邹平人。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作者注）斋、冷凳斋。 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师从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著有《训诂丛稿》、《训诂学》、《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稿》、《敦煌变文集校议》(与张涌泉、黄征合著)等。
郭在贻
我于195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也因此，我侥幸地被留校了。其时恰值组织上要给姜亮夫先生配备助手，系里排了四个人到姜先生家里接受面试，面试的结果，选中了我。从此，我便留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在“文革”中被“砸烂”，我又转到中文系任教），开始了我的真正的读书生活。
那时的研究室，条件很不错。导师有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胡士莹先生，王焕镳先生，现在看来都是一代宗师了。每年有8000元的购书费，图书插架，琳琅满目。我为了看书方便，有一段时间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览资料室的大量藏书。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那时我年方二十二三岁，精力旺盛，常常看书看得错过了吃饭时间，赶到食堂时，已经关了门，有时就到路边小摊上买一只甜瓜充饥。每天夜晚，是我读书的最佳时间。吃罢晚饭，我先练习一个小时的毛笔字，然后读书。不到夜里十二点甚至次日凌晨一二点，是不会就寝的。年年月月，乐此不疲，这样的读书生活坚持了四年，直到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这种读书生活才告一段落。
按照我的专业方向，我读书的重点是语言文字学方面。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书，我从头到尾读过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语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当时读书虽不无重点，但却谈不上专精，所读的书也不局限于语言文字学一个方面，诸如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杂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读。《丛书集成》中所收的笔记小说之类，大部分我都浏览过。在研读《说文段注》的同时，我也读了不少清人的文集笔记，诸如《日知录》、《潜邱札记》、《十驾斋养新录》、《癸巳存稿》、《癸巳类稿》、《札朴》、《读书脞录》、《纯常子技语》、《东垫读书记》，《越缦堂读书记》等。我尤其喜欢读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外长篇小说。历代诗人词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晋陶渊明、唐李商隐、晚唐的三罗（罗隐、罗邺、罗虬），南唐李煜，清人黄仲则、舒位、龚自珍、纳兰性德以及近现代的苏曼殊、郁达夫等。李商隐的《无题诗》、黄仲则《绮怀诗》、龚自珍《己亥杂诗》，我至今犹能背诵一些。清人汪容甫的骈、散文，尤为我所崇拜，以为诚如汪氏自叙所云：“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可望而不可及。中国长篇古典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我读过若干遍，并且详细地做过卡片，在书上写满了批语。外国小说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都曾使我着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仅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就把它读完了，并做了数百张卡片。而使我最感动的外国小说莫过于托翁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巨著曾极大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回顾那些年代（1961-1964），我感到生活中充满了诗情画意。除了读书，我也热爱大自然，喜欢欣赏自然美。秀丽的西子湖，曾经是那个时期我心目中的“恋人”，无论是她那“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春景，还是“丹桂飘香，紫薇争艳”的秋色，都深深地使我陶醉。我常常一个人踽踽地跑到西子湖边，靠在长椅上，对着面前的湖光山色出神，于是黄仲则的诗句便悄悄地涌上心头：
远山如梦雾如痴，湖面风来酒面吹。
不见古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
可惜好景不长，这稀宁静而饶有诗趣的读书生活，仅仅维持了四年，到了1965年，先是“四清”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一场亘古未有的特大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是，说来也许人们不相信，正是在这十年动乱期间，我的读书生活开始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为进行专门性的研究。那对我是“遣遥派”，没有事情干，不读书无以打发日子，于是我就研究起《楚辞》来。我把杭大和浙江图书馆所收藏的《楚辞》书都设法借了出来，一一研读。我发现楚辞中有许多训诂问题前人并没有解决，我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运用我在研究室时学到的一点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再征之以各种古代文献，试图加以解决。我那时是确实下了一番苦功的，还为此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有一次我到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捧着一本书在读。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之流逝，猛一抬头，肉店已关了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独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处。这件事，至今朋友们传为笑谈。有时候，夜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立即爬起来翻阅资料，觉自然是睡不成了。就这样，我在“文革”期间对《楚辞》的训诂做了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断断续续写成《楚辞解诘》一文。这篇论文凡七易其稿，参考的文献近百种，后来有一部分发表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杂志。该文连同后来我写的《唐代白话诗释词》一文，曾获得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当我得知获奖的消息后，我的脑子中登时浮出了曹雪芹那两句自道甘苦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虽然有点狂妄，却也不能说不是实情。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得以理直气壮、正儿八经地做学问了。在蒋礼鸿师的影响和熏陶之下，我由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转入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这时所读的书，多为历代的笔记小说、诗词曲、禅宗语录、敦煌文书之类。自1978至1984年这段时间，我总共写了60余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已结集为《训诂丛稿》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有些什么经验或者教训可言呢？我想有如下几点是可以对我的同辈人或比我年轻的朋友们谈谈的：
一、读书要博，研究要精。我的意思是说，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有人间我：你是研究训诂学的，何必去读那些外国小说？岂非浪费时间？我不这样看。诚然，外国小说对于我的训诂研究确实帮不了忙，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性文学巨匠的作品，任何人都应该有所知晓。否则，即使你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所成就，也难免是一个浅陋局隘和枯燥乏味的人；但是，谈到做研究工作，我又认为应该专精，切忌博杂。扬雄《法言·问神篇》有云“人病以多知为杂”，看来“杂”确实是一种毛病。东一榔头西一棒，很难搞得出什么名堂。诚然，我们的前辈学者中确有一些“通儒”。他们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我们的才气、学力和条件均不足以支持我们像他们那样去做，我们宁可现实一些，在自己这块小小的领地内，精耕细作，以期得到较好的收成。比如我是研究训诂学的，而于训诂中，又偏重于历代俗语词的研究，我大抵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做文章，而不敢有所旁骛。因为我知道，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我就不能保证不闹笑话。
二、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做学问有两点最为紧要，一是方法，二是学风。近来对方法谈得很热闹，我却认为学风问题更为重要。所谓学风，也就是做学问的态度。应当提倡什么样的学风呢？我认为应当提倡去华崇实的学风，也就是说去掉浮华和赶时髦的一套，提倡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个话虽说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甚至颇有些不合时宜，冒莘莘学子之大不韪，但我感到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未解决。有些青年同志还没有打好起码的基础，却斐然有述作之志，有的同志热衷于西方的这个论、那个论，而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所知甚少，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文章中偶一涉及古代的东西，便往往闹笑话。我就看到过一篇研究《楚辞》的论文，文中引到马其昶的《屈赋微》一书，肯定是从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一书转引来的，马先生称马其昶为“先大父”，这位作者也跟着称“先大父”，可见他根本不懂得“先大父”是什么意思，盖误以为官职之称了。这类的消化并非个别的，限于篇幅，我在这儿不能多举。还有的同志以为靠了外来的新方法，便可以轻丽易举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三、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我认为判断一个人学术成就的大小，主要的不应看他著作的多少，而要看他有多少发明创造。与其出十本粗制滥造、雷同抄袭之作，毋宁出一本精雕细刻、有独到之见的书。清人顾炎武有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乎？”（《亭林文集·与人书》）可见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应当是采山之铜，而不应是舂剉碎散之旧钱。清人戴震亦云：“知十而非真知，不如知一之为真知也。”善哉斯言！清代学人有所谓皖派、吴派。我服膺皖派，而不大佩服吴派，理由即在于皖派具有发明创造精神，吴派则否。我用了十年的时间研究《楚辞》的训诂，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假如我用这些时间和精力编写一部《楚辞注释》之类的书，我想也并非不能胜任，但我没有那样做。当然，不应当鄙薄普及工作和资料纂集工作，只是我的性情是我选择了前述写一篇论文的做法而没有去编纂一部大书。
四，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所谓甘于寂寞，有两层含意，其一是指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没有这种精神，学问是很难做得成的（至少考据之类的学问是如此）。写到此，我想起张舜徽先生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且抄在下面：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着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清人文集别录》下册，549页）
可见，艰难寂寞，是学者所必经的一关。甘于寂寞的第二层含意，也是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指能够自觉地抵拒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这点尤难做到。我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感到那种宗教家的虔诚、毅力和韧性，是一个人成就一番大事业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只是一般凡夫俗子难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而已。我自己虽然以“甘于寂寞”自励，但也常常有不甘寂寞的时候，庄子之所谓“内热”，苟子之所谓“热中”，常常侵蚀着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做到如《楚辞·橘颂》所云：“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我还年轻，读书甚少，人生的修养尤其不足，本没有资格在这里放言高论。但编辑同志约我撰稿，盛意难却，遂謰謱如上。“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我只好用陶渊明先生的话来为自己开脱了。
1988年2月6日于杭州道古桥
（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