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三里河南沙沟。
学者钱钟书夫妇的家响起了敲门声。杨绛开了门,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他递上的学生证上,写着:“姓名:邓伟;学校: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邓伟说,他希望给主人夫妇拍一张照片。杨绛只是摇着头,关门之前她只说了一句:我不拍,我也代表钱钟书,就是这样。
徘徊许久,邓伟才下定决心敲了第二次门,尽管他寻找了各种可能会说服杨绛的理由,甚至语气的轻重缓急也反复斟酌,结果还是被拒之门外。邓伟当然知道钱钟书那个著名的比喻,“鸡蛋好吃就行,何必非要见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可是,他不甘心。
不知等了多久,门又开了,杨绛出来倒垃圾,她说,你怎么还在?邓伟又说了一遍开场白。这次杨绛说,这样吧,你跟他商量。她一闪身,钱钟书透过眼镜片打量着邓伟:我就是钱钟书。
邓伟给钱钟书夫妇各拍了几张照片,几天后,他放了一张八寸的带给钱钟书,钱钟书端详了半晌,对这个曾被一再拒绝的年轻人说,这就是我。
十年以后,已经成为知名人像摄影师的邓伟开始自费环球名人摄影计划。临行前,他去向钱钟书夫妇辞行。尽管钱钟书并不赞成他的“冲动”,杨绛还是塞了四百块前给他。
十七年后,回国探亲的邓伟在医院里又见到钱钟书。窗外是逐渐暗淡的天光,他看见钱钟书无力地躺在床上,脸上再也没有机智和狡黠的笑容。老人挣扎着想说话,却说不出,眼角却渗出泪水。那是邓伟最后一次见到钱钟书。
1959年,邓伟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从小爱画,却从未实现进入北京少年宫学习美术的愿望。
17岁那年,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表姐告诉邓伟,医院住进来一位大画家。邓伟就带自己速写赶了过去。他帮老人倒水吃药,老人请他吃巧克力,对他的画却不置可否,只留给邓伟一张写着地址的便签:三里河三区61门8号。
两个月后,邓伟拿着便签辗转找到老人的住处。他意外地发现,画室里每一幅画上都署着一个名字:李可染。邓伟终于意识到,他面对着的,竟然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到了午饭时间,邓伟起身告辞,李可染却喊了一嗓子:小孩,吃饭!邓伟一再婉拒,李可染生气了,他说自己第一次见到老师齐白石的时候,齐白石也留他吃饭,自己执意拒绝,齐白石就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李可染说完,蹬着邓伟,你听明白了吗?
从此以后,邓伟开始了与李可染情同父子的师徒生涯:1978年,邓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李可染给了他五十块钱买手表;而邓伟在领到生平第一笔工资后,立即请老师去吃蛋糕。
后来,父亲的亲戚又带着邓伟向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学习。邓伟后来回忆:朱先生家里土豆烧牛肉时就叫我留下吃饭,他家也是偶尔才做土豆烧牛肉,那时候买肉要凭票的,肯定知道我去才让师母做这个菜的。
正是与这两位先生往还的经历,让邓伟萌生了拍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想法。
整个八十年代,邓伟拍摄了一百余位文化名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
2013年,54岁邓伟因肺癌去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张艺谋说,邓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也没有钱,他怎么能让那么名人进入他的镜头呢?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障碍和困难,这绝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不到。
▲ 学者钱钟书(1910-1998)。摄影: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