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城市是历史上城市的延续，城市化早期的特点和发展变迁的规律对于当前更好地认识城市功能，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初期山东周村的早期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个案：其一为周村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由非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市。中国传统社会下城市发展模式多为行政主导型，城市行政地位的高低与其获得的用来发展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往往成正比。目前政府职能要进一步转变，城市发展中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会越加重要，因此周村经济主导型早期城市化模式对当前城市发展有更为直接的借鉴价值；其二是当地方志文献对于周村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这就为深入研究周村早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文本。运用历史地理学理论对这些方志文本进行解读，可以从中总结周村早期城市化的特点和规律，为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历史参照。
一、周村早期城市化的历史起点和特点
清代周村城市的兴起，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个案，也是中国北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清代北方广泛流传着“山东一村，直隶一集”的谚语，反映的就是当时山东省的周村和直隶省(今河北省)的辛集(今为辛集市)，从原来普通居民点聚落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据明代嘉靖《青州府志》记载，直到明代中叶，周村还只有“居民三百家”，叫“周村店”，隶属长山县管辖。在人口一向稠密的山东内地，周村算不上大的聚落。山东大的聚落一般动辄几千家，如离周村较近的益都县郑母店村就有“居民两千家”，临朐县的破丘村则多达“居民三千家”。但到清代康熙初年，周村已成为长山县市镇之首的“周村集”。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周村成为“天下之货聚焉”的“周村大集”。以致发展到后来，周村先是于1927年由长山县划出，直属山东省管辖，1955年又成为淄博市所辖周村区；而长山县则在1956年被撤销，其属地划归周村等区县。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作为行政权力中心设立的，行政管理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因素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山东周村则是由普通村聚发展而来，其前身非府非县，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周村城市化的历史起点较低，另一方面是其早期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动力也有自己备受关注的特点。清嘉庆《长山县志》就收录了康熙四十九年长山县知县金撰写的《周村义集记》，他在其中表达了对自己管控下的周村兴起的困惑：“长邑南十八里，为周村大镇，地不同夫水陆，而天下之货聚焉，……余心窃疑之，不知其何能尔。”
二、周村城市兴起的动力因素
依据城市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政治、军事、区位、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如前所述，周村城市的兴起应是经济主导型模式，即区位、交通、经济腹地、社会环境、支柱产业等因素是其早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一)区位和交通条件优势(自然地理基础)
自然地理因素，如区位和交通条件优势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周村则是具有区位和交通两方面的优势，这是周村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先天有利条件。
首先，周村具有交通条件优势。交通路线是维系城市间、地区间联系的动脉，是人们在地理空间内开展社会活动的必要保障条件，它的开辟与畅通对城市的兴起、布局和发展意义重大。山东省的地形特点决定了由山东内地通往山东半岛的交通线必定是经过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向道路，历史上内地与山东半岛在地域上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此东西大道维系。由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早在殷商时期，沿着鲁中山地北麓就开辟了从中原通往山东半岛北部开发较早的渤海沿岸一带的东西大道；随着山东半岛南部黄海沿岸一带的渐次开发，东西大道南移至青州。明朝初年，东西大道走向为沿着鲁中山地北麓，绕过白云山北侧，即从旧章丘县城，中经青阳店、浒山泊、邹平县城、礼参店和旧长山县城，一直向东。明代中期隆庆年间所修的《长山县志》“形胜”条记载：“青齐要道，无逾于此”。这就表明：在明代中期，周村还远在东西大道的南边，与之还相去甚远。到了清朝初年，经过白云山北侧的东西大道为经过白云山南侧的新线所取代。新线从章丘经王村(介于鲁中山地本体和北方的白云山之间)折向北到周村，再由此向东经张店、临淄到达青州。这条比旧线更为近捷的新线开辟，改变了周村在清代以前“地僻”的状况，使其成为沟通横贯山东东西大道和由鲁北经博山通向鲁中的南北干线两条交通线的交汇点。交通要冲的地位为周村兴起提供了外部动力。其次，周村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也很明显。城市地理学理论认为：两种不同的地貌单元的接触地带(山地与平原的结合部)或不同的运输手段(水运与陆运)的衔接点，由于其承担着交流、集散、管理等职能，最容易发育成城市。周村所处地理位置正好是山地与平原的结合部，即地处泰鲁山系北麓，是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处。泰沂山区的货物靠肩挑畜驮运出山区，到周村换为车辆运往平原各地；而北方平原运货的车辆，只能走到周村，货物必须换成畜驮或人挑，再运进山区。这样，周村就成为山东中部山区与平原地区物资交换的重要市场和枢纽。
(二)周村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基础)
区位和交通条件优势只是城市兴起的客观因素之一，城市的兴起还要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即城市所在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兴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王村和周村同为交通线上的重镇，但因其地处山峡地带，虽然位置比周村还要重要，但没有较大的经济腹地，故没有发展起来。周村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区域经济有一定发展，再加之区位和交通优势，就很快成长为长山县及鲁中的商业中心和区域农副产品集散地。
周村东南面对淄博盆地，即淄川、临淄、临朐、益都等县，这些县份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产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是当时全国桑蚕生产最发达地区，享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盛誉。西汉时期，临淄仍是全国著名丝织业中心之一。该地区植桑养蚕和丝织业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清初，周村周边的章丘、淄川、临朐、博山等地所产的桑茧、山茧和各种丝及丝制品，都以周村为销售市场。乾隆朝《淄川县志》记载：“邑人近事槲，然茧不产于淄而织于淄，自食其力以佐农之穷”。淄川、长山等地有发达的丝织业，但织绸所用原料生丝都是从周村市场买来，织成丝绸后，再运到周村出售。
周村北面的齐东、高苑等县是重要的产棉区，当地棉织业发达，盛产土布。康熙朝《齐东县志》记载：齐东“俗俭民厚，勤于纺织。民皆抱布，以期准集市场，月凡五六至焉，交易而退，谓之布市。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民生衣食之原，商贾辐辏之势在是”。到齐东等县购买布匹的关东商客，也往往经过周村大量趸购转运，周村成为地区土布集散中心。
另外，淄博盆地其它土特产品也汇集周村，然后由此外销省城济南等地，淄博盆地大部分都成为周村的经济腹地。《淄川乡土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毡帽产于本境南乡龙口镇等处，以羊绒为之。羊绒本境所产无多，率皆购于周村，每年制造约有数万，运销他境。”
上述方志所载资料说明，区域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周村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丝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产业基础)
鲁中农副产品集散地中心的形成，也大大促进了周村以丝织业为支柱的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周村已是山东丝织业中心。据《中国实业志》记载：“逊清初叶，周村丝绸备受各处之欢迎，销路日增，于是有雇人常年织造者”。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乾隆年间，周村丝织业有了较大发展。《淄川乡土志》记载：“蚕丝本境天然之大宗，每届春令，比户饲之，乡民一年之需，多半仰给于此。以饲蚕之盛衰，定年岁之丰歉。……蚕茧作成，本境虽能缫丝，而仍售于邻境周村商贾织造。每于夏季，丝市极盛。本境王村，间有织造者，名为王村茧缎，销丝不过百分之一，价昂而不精，尚待改良。”
由于周村的带动辐射作用，长山县及周边县份也大力发展丝织业。道光朝《济南府志》记载长山县“民风”时，有这样一段话：“长山俗多务织造，善绩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城南近周村镇处，人多商贾，而务农其本业也”。这就表明，丝织业已成为周村手工业的支柱产业，周村也成为山东内地重要丝织业中心。
周村手工业中占第二位的是棉织业。棉织业使用脚踏木机织布，棉布有大布、小布之分。很多方志文献中都有“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备”的记载。另外，周村其它手工业还有铜锡业、烧饼、榨油、酿酒、香末、腰腿带、针、梳篦、鞭炮、皮胶、染房、药材等行业。
这样，“周村数百年来，工以商兴，商以工盛，工商日趋发达，市面遂愈显繁荣”。以丝织业为支柱产业的手工业支撑了周村早期城市化进程。
(四)当地众多官僚大族集聚拉动了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基础)
明清两代周村发迹的官僚大族很多，明代主要有：万历癸丑进士史永安，官至兵部左侍郎，后赠兵部尚书；万历丁丑进士曲迁乔，官至通政使；万历丁丑进士刘一相，曾任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刘一相之子刘鸿训，万历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代表明朝出使过朝鲜；崇祯进士韩源，任礼科给事中，清初又任太仆寺官员。清朝初年主要有：任刑部尚书的李化熙，周村城南义官许进，周村新街的康熙朝状元王应统等。这些官僚大族的增多聚集，明显拉动了当地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商品消费量的增加。如明代万历朝刘鸿训家，仅为沏茶用水，每天就要雇两个挑夫专门从30里外的白云山深处挑运山泉水。另外，桓台官僚王氏、焦桥官僚袁氏等，都在周村以西的白云山下建有别墅山庄，其日用消费品也要靠周村市场来供应。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家景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中曾提出一个很有眼光的论点：“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封建官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这些高消费阶层的存在对周村商品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古亦然。
(五)重商社会环境的形成(人文环境基础)
区位和交通条件的优势，广阔的经济腹地等，只是为周村城市兴起提供了客观的可能和条件。周村附近的张店、金岭镇、临淄等镇店也有类似条件，但都没有发展起来。这就表明形成重商、利商的社会环境也很重要。周村城市的兴起，与当地大官僚李氏家族的重商、利商义举分不开。
嘉庆朝《长山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在长山县集市当中，只有县城东关和周村两处大集有经纪人在集市上评价交易，每年两集原解课程银14.58两，牙杂银6.2钱，牛驴税银3两，“即系两处经纪照顾收交县库解兑。”每到集日，一些“吏胥不法之辈”和“奸棍市侩”便“借抽税为名，骚扰集场”。他们征收的市税，小部分上缴县库，大部税款贪污自肥，这就造成“市税银两，豪猾多就中取利，商困难”。对于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周村市场来说，当地不法官吏对市集商户的勒索损害了工商业户的利益，干扰正常的集市贸易，危及周村市场的兴起。
为繁荣家乡故里的工商业，辞官回籍的大官僚李化熙出钱代全体商户纳税，并把周村改为义集。这样，“俾豪棍敛迹，不得横行肆”，保护了当地商户的利益和正常经商环境，留住了外地客商，为周村城市兴起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直到嘉庆年间，当地人对此仍耳熟能详，“镇之设，已百有余年。自大司寇李公捐税招商，以愈盛，父老多有能道之者”。不惟如此，李化熙死后，“市侩之攫金者复出”，曾任两淮盐运使的李化熙之子李斯秉持其父重商之志，又为周村商户代缴三十年的市税款。同时，为根绝贪官胥吏对商户的勒索，李斯“爰以立市始末”，立碑勒石“永禁”，“为镇备税，世以为常”。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李斯去世后，其后人又“克承先志，于是镇补偏救弊，多方来柔，其规模之宏远，更驾乎前人者，则斯镇之兴隆，正未有艾也”。
这样，在清初一百多年间，周村工商业户享受免税待遇，周村事实上成为当时全国罕见的“经济特区”，这对于吸引各地客商和资本，繁荣当地工商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恪守“重本抑末”的政治理念，商人属于社会弱势阶层，身份地位等同于准贱民。明清两代商人总算有了正常法律地位，即士农工商，但商人仍排在四民之末。商人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经济上必然饱受官府和贪官胥吏的盘剥勒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通病，严重阻碍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制约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这一点来看，清初的周村无疑是幸运的，重商、利商的社会环境是周村城市兴起的重要助力。
当然，周村城市的兴起还有其它因素，诸如庙会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文化因素。
正是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周村才由明代的普通村聚迅速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乾隆年间，周村被“御赐”为“天下第一村”。嘉庆六年刊印《长山县志》记载：嘉庆三年(1798年)有人描述当时周村的繁荣，“周村烟火鳞次，泉贝充，居人名为旱码头。码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琳宫宝刹，圜肆厂，咸依绕崖岸；而服贾牵牛负贩而过者，日不啻千计，实镇之要津也”。周村还有闻名全国的五行(丝行、粮行、钱行、布行、杂货行)、八作(丝绸、铜器、木器、浆麻、腿带、首饰、毡帽、剪锁)等，成为“百货丛积，商旅四达”的“巨镇”。清代中叶，外地、外省客商纷纷来周村设立商铺，如章丘旧军孟氏家族开设“八大祥”商号，山西与陕西商人开设汇兑票局、会馆，经营酒醋业，张家口皮货商李氏，江南客商经营的漆、水果和化妆品等消费品。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时任长山县令的叶观海在《天后阁记》中记载：周村“商贾云集，各行货物皆出南省，凡采买运载，俱安然无恙”。在周村经商的各省商人认为这是海神天后护佑的结果。于是，一向被沿海居民和客商祭祀供奉的海神天后，也被移放到内地城市周村，并花费六千余金，修建富丽堂皇的天后宫，这笔款项“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以及绅士”。嘉庆朝《长山县志》记载：由于李斯代替全体商户纳税，在周村经商的“各省商贾立碑颂之”。
周村本地商人也远到长江流域经商。据生活于淄川的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五《义犬》中记载：“周村有贾某，贸易芜湖，获重资”。直到清末，周村与烟台、胶州和潍县并称为山东四大贸易中心。
由此可见，清代中期周村已跻身于当时全国著名工商业大城市之列。
三、周村早期城市化的规律和历史启示
以明清府志、县志等为主的方志文本翔实地记载了周村早期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反映了早期城市化背后的主客观动力因素，从中也能总结出若干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对于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交通条件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周村因沟通中原与山东半岛的东西大道交通线南移而兴，古都临淄则因此而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建都临淄，临淄恰好位于沟通中原和山东半岛间的东西大道上，并且扼守淄河的渡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并曾是战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但随着山东半岛南部黄海沿岸的开发，该东西大道从临淄城开始南移，经过益都转向东南，辛店取代临淄的位置成为沟通山东东西大道上的要冲，而临淄则远落在新交通线以北，地位逐渐衰落，1974年临淄区行政中心最后也由临淄搬到辛店镇。
第二，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如果没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则后劲不足。清初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有更多的商品参与市场流通。周村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东南淄博盆地的淄川、博山、临淄和临朐等地手工业和农业都较为发达，北面的齐东、高苑、博兴等县也是重要的产棉区，棉织业也很发达，土布销路很广。康熙朝《齐东县志》记载了知县余为霖的一段话：齐东“惟恃纺花织布，而男女昼夜之所作，自农工而外，只此一事。是以远方大贾，往往携重资购布于此，而市民赖以活”。这就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周村兴起的重要经济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第三，城市决策者要真心诚意地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制定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法规政策，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严禁对工商业户特别是外地工商业户的刁难勒索，建设法制廉洁高效政府。周村城市化早期，如果没有热爱家乡、重商恤商的开明官僚李氏家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周村城市的兴起之路会举步维艰。现在的城市经营管理者应从中受到启示，切实承担起管理者的责任，善待客商，特别是一体对待来本地投资设厂的外地客商，彻底摒弃排外的狭隘地域观念，严禁向工商业户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不义之举；既重视招商引资，又重视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人文法制等软环境建设也不可忽视。卷帙浩繁的明清府州县志文本表明，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些对城市发展和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第四，在城市化早期，商业的推动因素不可缺少；但城市要保持进一步发展繁荣，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支柱行业。否则，不仅城市自身难以为继，对周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明清以前，周村丝织业就有一定的基础，随着清初鲁中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其丝织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山东和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城市兴起一股建设各种市场的热潮，但有的城市没有同时培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城市发展模式趋同，有些城市难免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方面的事例委实不少。历史和现实表明，每个城市应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各方面的条件，培育发展自己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并做大做强，使其具有市场竞争力，以为城市立市的根本。只有这样，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