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草编，又称草制品，它是我国人民喜见乐用的传统实用手工艺品，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又是农民的重要副业产品。我国草编工艺丰富多采、新颖多变，在工艺美术品生产和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
通常所说的草编，是与竹编、藤编、棕编等不同原料的编织物相比较而言的。草编的原料最为广泛，不仅仅限于草本植物，而且还包括部分木本植物的枝条。其工艺也并不仅限于“编”，同时也兼用其他多种辅助工艺，但在习惯上仍通称为草编。
草编是实用品，又是观赏品。我国草编制品，主要是由聪颖智慧的农家妇女 加工的。她们的创造性劳动，给廉价的草木赋以旺盛的艺术生命，以及实用与欣 赏相统一的美好形式。
我国草编产品主要在长江以北的山东、河南、河北等省。长江以南的广东、广西、浙江、湖南等省也有不同特色的产品。如广东高要的蒲草和东莞的水草编织，特别是茌席，是当地的传统产品。广西的芒芨草编，虽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 的新品种，但其材料坚韧、实用和近于藤条的特点，受到人们的喜爱。另外，上 海、浙江的黄草，湖南的龙须草，福建的马蒲草、龙舌草等，都各有不同的特色。然而，就全国而言，产量最大，最富有特色的，要数山东省的麦秆、玉米皮以及 其他草类原料的编织物。
地处黄河下游，古以“齐鲁之邦“相称的山东省，是我国主要草编产区之一。山东草编的原料资源丰富，群众性编织历史悠久，品类多样，工艺独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文将重点就山东草编的发展沿革作简略考证。
人类开始利用植物的枝、叶、根、茎为原料编制器物，至少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恩格斯认真研究过美国学者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理论，断定人类在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开始使“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和“用木质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这一论断已被最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在浙江省河姆渡我国最早的原始社会的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的苇编席子，便是很好的例证。席子采用的二经二纬的“二纹”编织法，今人仍在沿用。在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红陶钵底部，印有人字形的席纹，也证明人们在放置陶胎的时候，是以苇席作铺垫的。历史还证明，编织是先于陶器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在编织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以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俄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当陶器出现的时候，它们被赋予了从前普遍使用的编织用具的形式和外貌。”这些明晰的论断，不仅说明了编织工艺的悠久历史，而且也提示我们，由于编织原料本身易腐的局限性，以及历代统治者对民间工艺品的轻视，因而可供考证的实物资料极少的这种情况下，各个文化时期出现的不同特征的陶器，往往可成为研究古代编织物的印证。1959年，在山东泰安县南部大汶口发现的原始社会晚期的距今六千多年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可以见到编织用具的形式和外貌。足以证明早于它们存在的编织物至少要在六千年之先。
陶器座小底盆，沿用了编织物的镂空形式，莒县凌河公社出土的陶器——酿酒器，表面上拍满了条状的斜纹。较此略晚，潍坊姚官庄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 红陶鬶，其拧纹的把手，沿用了柳编器物最惯用的样式。从这些例证可以推断，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在黄河下游的现今山东土地上，使用编织器物已经很普遍了。
在我国古代的著述中，关于编织的文字记载是很多的。《诗·小雅·无羊》 云：“何蓑何笠。”《诗·召南·采蘋》云：“于以盛之，维筐及筥。”这些都记叙了约前1066—约前221年的商周时代，劳动人民对于草编器物的使用情况。古代的统治者还以不同原料的编织物来表示阶层身份的高低，如《礼记·袁大记》称：“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我国有关语词典籍中，所记编织物的名称也颇为不少，比如所记人们日常生活用器有：笼、笈（音即）、簟（音殿)、笫（音姊)、笆、笥（音饲)、笾（音边）、笲(音烦）、筥（音橘）、笿（音洛）、簦(音登）等；劳动工具有：笸(音叵)、笱(音苟）、筌(音全)、筢、箕、箪（音单）、篑（音馈）等；交通工具及其他方面的有：箔、笮(音择)、笭(音令）、筚（音毕）等。古人用以表示编织物的字，虽多冠以“竹”首，但并非全系表示竹编器物，而往往包括了多种原料的编织物在内。如用以装盛谷物的“笸”，用于建筑物椽上瓦下之“笮”以及作为车辆门帘用的“笰”等等，就都是竹、柳、苇、草等多种原料所制。还有的冠以“竹”首的器物名字，如“簋”“簠”等，实际上多是铜器或陶器。这只能说明，作为容器原始形态的编织物，对于文字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之深。
我国编织工艺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实物极少。就全 国来说，除上面提到的河姆渡出土的苇席之外，较早的编织物，还有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残席（见北京历史博物馆编：《楚文物展览图录》）。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了距今两千多年的竹笥、竹扇、筦席、熏篓、草席等器物。其中草席之编法以麻绳（53根）为经、筦草作纬，与现代织法相近。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第105号唐墓，发掘了以麻绳为经、柳条作纬的箧。发掘时里面盛有葡萄干，是现代所谓果盒之类的容器。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距今500多年的篓、席等物，都是邹县九龙山上发掘的明朝初年鲁荒王朱檀的墓葬中的明器。这 些明器虽然已是当时实际器物的缩小仿制品，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使用编制物的情形。它们是目前在山东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编织器物。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山东的编织工艺和全国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能够形成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经营，并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流通的，却是从近一百多年来，从麦草辫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的。因此，在研究草编历史的时候，就有必要对麦草辫的发展史，作一简略的考察。
以麦秸杆作为原料编制草辫起源于何时，目前尚难以确切考证。据有关史料 记载，相传在公元前四百余年，希腊著名学者逊罗特塔斯在埃及、巴比伦、夏力士丹沿海旅游的记述中，已有关于手工制作麦秸杆制品的见闻。此外，在埃及的考古工作者，也曾有麦秆制品发现。当我国周朝末年时，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已有麦秸制品的生产，其用途仅是作为玩物而己。麦秆编辫并用以制帽，起源于欧洲。据传十六世纪中叶，英国苏格兰女王赴法国，行经德国所属罗陵州，见农民所戴的帽子以麦草辫为之，轻巧实用。1562年邀请罗陵州制帽者回英国创此行业，后因未被世人所识而一度废弃。过了十几年，女王之子竭力提倡嘉奖，鼓励生产，方逐步得以兴盛。到十七世纪初，开始传播于欧洲其他国家，十七世纪中叶传入美国。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就有农民编制麦秆辫，但未及欧货精良。十九世纪初，欧战爆发，交通中断，麦秆辫输入美国者全然断绝，导致美国国民自行编制，以应所需。但由于技艺粗劣，产品质次而价高，不能与欧洲制品相竞争，至三十年代业已停止。英国的草辫业日渐兴盛。1822年英国召开产品展览会，颁布奖励麦秆辫生产办法。对产品精良者，颁发银牌及奖金。但由于该国产品工价过高，销路日渐减少，至1850年前后终于被意大利产品所代替。意大利自十八世纪初经营麦草辫，所制产品物美而价廉。其他如瑞士、德国的草辫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在亚洲，则首推日本与我国。麦草辫在日本为真田氏倡导，故称麦秆真田。至明治四年（1871）前后为兴盛时期。后由东京都荏原大森村的河田谷五郎刻意经营，得以发展，至明治十一年，则逐渐为罔山所产之草辫代替；其次如爱知、香川两县之草辫，也为世界所欢迎。仅此三县，到明治36年，产量达10312187匹（每匹长60码，合当时我国海关尺15丈），较十年前增长十倍之多，占日本全国出日商品的第8位，与我国当时的出口额不相上下。
近百年来，山东草编工艺是从麦草辫生产开始而逐步发展起来。粗略地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80年间为兴起、发展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的20年间，为衰退崩溃时期；第三阶段，从1950年到现在的40多年间，为恢复、兴盛时期。
第一阶段，兴起发展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山东草编大量生产和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麦秆辫与“蒲窝”。麦秆辫是用以加工草帽和草篮的半成品；“蒲窝”是掖县一带民间以蒲草编制的草靴。这阶段山东草编的兴起，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三：(一)产区遍及全省，开始形成了群众性的（主要是农村副业)生产方式和以掖县沙河为枢纽的编织生产经营中心。(二)以烟台、青岛为口岸，沟通了生产、收购及出口的经营渠道。(三)官方倡导草编生产，设立了专业管理和研制机构，有力地促进了山东草编业的发展，呈现了兴盛繁荣的局面。山东草编作为农村副业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正如一位外籍旅华人士所记：“本省多为上等麦田，我们常见妇女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在她们走道的时候都在编织（草辫）……”从而可见草编生产在农村普及之情形。自1904—1908年的5年间，产量逐有增长。至1911年，出现了研究山东草辫的专著《山东草辫业》(叶春墀著）以及《麦秸辫编制法》（杨宣申）等，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从前不生产草辫的地方，经官绅提倡，亦开始制造，产区日渐推广，企业不断增加。当时全国竹、木、藤、柳行业计有599家，其中山东就有10家。1900—1911年间，山东各县的官办工艺局、手工习艺所114处，其中以研究传习草编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即有40多处；齐河、齐东、禹城、平原、堂邑、馆陶、临清、郯城、菏泽、定陶、嘉祥、金乡、诸城等县，都设有专管草编工艺品的局、公司或加工厂，从事草编技艺的传授及生产经营工作。当时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沙河为中心。凡在潍县以东各地所产者，悉集于沙河经沙河商店运至青岛或烟台而输出海外。从当时资料记载的生产情形看，以此为专业的除济南、潍县、黄县、诸城的公司及制造局外，其余则是农民暇日以此为副业，也有不少妇女和儿童以此为专业。其产额最多之区，莱州府、青州府、济南府、武定府、兖州府诸属，而以莱州府之潍县及沙河为最，约占全省产额三分之一。官办专业机构，如济南、潍县、诸城等地还对此业施以保护、奖励制度，越发促进了草编工艺品生产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编制的东西已经无从见到，但从长者的口中得知，当时花样辫的形式已经极为丰富。这一时期，山东草编初步形成了这样的经营渠道：即外国输入商人→洋行→草辫庄→辫庄分号→制造者。草辫输出者，一是烟台、青岛之外商；二是我国少数商人。如青岛一地，即有正祥、恒祥、福聚、益丰、万顺恒、同泰和、公顺和、瑞福祥以及捷成洋行、礼和洋行、盎斯洋行数家，生产经营之规模已相当正规。
第二阶段，衰退崩溃时期。在这期间，由于世界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连年战事的影响，全国草编的生产和出口均有减退之势。到1937年，草帽、蒲草帽年产仅有353万顶，为1913年的10%；花白草辫生产18000余担，为1913年的18.1%。山东掖县十年前编草辫的妇女约两万人，此时已减至八九千人。掖县县志载：“1928年以前出口的草辫，到1935年前后，价值日渐低落，若非国内用以制作夏帽，早已停工。”平度县1936年续县志也称：“草辫业近一蹶不振，几于消歇，间有辑编者，只供本地制帽之用。”1913年曾设立琅琊草帽公司，获得专利而发展起来并一度占据北京、天津及东北市场的郯城琅琊草帽，到1935年，因帽价惨落，制帽妇女多已停业。是年，全省从事草编生产者仅剩有十个县。此后，从1937—1949年的12年间，我国手工业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趋于崩溃。草编生产和经营也濒于停止。到1949年，全省草编出口金额仅有20万元之微。
第三阶段，恢复兴盛时期。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草编生产和经营的组织领导，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构。扩大了农村副业加工队伍，实行县、乡、村三级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山东草编工艺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合作化后 的1957年，全省草编生产的金额为建国前夕1949年的30倍。以后数年，品种日益丰富，产量不断提高，原料的来源也更为广泛。从品种看，除去传统的麦草辫、草帽之外，各式杯套以及多种杂品也发展起来。50年代中叶，沙河、平度一带的编织者，开始将玉米皮原料用于生产，以玉米皮小辫缝制的草制拖鞋首先 进入国际市场。60年代中叶又很快制成了玉米皮地毯、门帘、坐垫、提篮等大宗产品。这些新原料、新品种的出现，成为我国草编工艺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有效地促进了山东草编生产的发展。其他如柳、苇、麻及多种草类原料编织的工 艺品，也得到很快的发展。至1978年，山东草编生产额为1957年的二十倍；为 1949年的650倍，成为全国草编生产最发达的省份。产品行销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目前，山东草编生产已遍及全省十几个地（市）的一百多个县，基本上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骨干企业和与之相适应的设计技艺力量。目前，拥有专业职工8000余人，并建立了十余万人的农村加工队伍。可以说，无论从生产规模、产品产量、销售地区，还是从花色品种、艺术质 量来说，都已远远超过了历史水平，成为山东草编生产的黄金时代，从而在我国草编工艺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事实证明，人类与世界的进步，并没有舍弃这一原始的传统手工艺品，而是 为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被赋予现代人生活风采的山东草编，越发显示 了时代的特征。这种特征，首先，表现为编织工艺品自身面貌的变化。现在的山东草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麦草辫、蒲窝子，而是服务于当代人生活方式的新用途的编织物。例如60年代出现的草制地毯，70年代兴起的汽车坐垫，80年代发展的草制墙壁装饰材料，以及陆续出现的多种日用杂品。这些都给人以与传统的编制物迥然不同的时代感觉。
作为一种国际市场的商品，花色品种和造型款式变化极快，富有强烈的竞争性，这是现代生产与经营方式赋予山东草编工艺品的另一特征。特别是那些提篮、手袋、草帽等与人的服饰相一致的品种，更要随着时装潮流的变换而不断改变着造型和款式。
随着人类科学水平的提高，各种机械制品和人工合成材料制品充斥于人们生 活的各个领域，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机械制品感到厌倦，对于应用自然 原料的手工艺品的兴趣越来越浓。有的提出“回到大自然去”的口号。因而草编 工艺品的身价倍增，并且也日益广泛地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更多方面。由于上述原 因，山东草编生产的路子，越发深刻地受到国际经济、文化的影响，反映着世界潮汐的变幻。于是，草编便成为既富有深厚的历史和民间传统，又富有时代风采的现代民间手工艺品。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1991年第4期，图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