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军粮城，有着千年的历史，早在商时并入冀州。周时分封同姓诸侯分为幽州。国名燕，延至春秋和战国。秦统一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改幽州为上谷郡属渔阳县管辖。汉承秦制，西汉孝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在渔阳一带推广耕地、铁器、养殖、发展农业。东汉孝光武帝建武二年划建雍奴县又隶属于雍奴，延至三国、晋、初唐。
到了西汉时期，这里属漂榆邑。东汉末年写成的《水经》一书，记载有漂榆邑，是西汉时期的遗存。
三国时期，曹操为攻打乌桓而开挖了平虏渠和泉州渠，把该地的主要河流连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如今海河水系。军粮城和南面的泥沽海口（现在的泥沽）隔海遥遥相对。据说泥沽海口就是当年的海河入海口。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根据《水经·淇水》曾考查过这座古邑，写道：“清河（南运河）又东经漂榆邑故城南，俗称之角飞城。”
关于古漂榆邑的地理位置，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说：“渤海郡高城县（故城在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十公里处）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籍盐为业。”与今军粮城的位置基本相符。漂榆邑、角飞城、漂榆津均为军粮城的前身，大致在今军粮城西南堼和小东庄镇务本二、三村之间。
西晋以后这里称角飞城。当时中国北方陷入少数民族混战的局面，天津平原先后被后赵、前燕所统治。后赵建平元年至三年（330——332年），赵王石勒为军事上的需要，在漂榆邑故址修筑了角飞城，也叫漂榆津。后赵建武四年（338年），赵王石虎曾“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榆津，以伐辽西鲜卑段辽。”
隋大业四年（608年），炀帝征调民夫二百多万人，开凿了南接沁水，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即流经鲁城与平舒、文安之间，经由天津，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天津成为江、淮、黄、海四大水系船只往来涿郡的必经之地，沿河道的一些故城，作为内河港口，通龙舟，接送兵甲，装卸粮草，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处于河北平原上的永济河、滹坨河、潞河三条大河汇流在一起被称作“三会海口”，就是从军粮城和泥沽海口中间入渤海的。
唐王朝定都长安之后，幽燕成为边防重地，唐统治者在河北、东北一带多次用兵。当时，蓟州为军事要地，驻有重兵。军队的给养大部来自江淮，为顺应南粮北调的漕运需要，处于南北水运枢纽的天津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港口城市——军粮城。
当时由于军运任务繁重，仅依靠隋代南北大运河的河漕运输己很难满足需要，特别是北方内河冬季结冰，不得不借助于海漕运输。江淮地区的漕粮由海道北运，到达海河下游入海口附近的军粮城，再转输到渔阳等地。唐时李适之、裴宽、安禄山等节度使都曾兼任过海运使之职，可见当时对海运的重视。史载：幽燕地区的“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这点又说明了作为海港的军粮城仓储粮食数量之大。
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运粮”。即在天津东部的宁河与军粮城之间，向东北方向开凿了一条与海岸大体平行的运河，沟通了海河与蓟运河的航道，使漕船不必再取海道进入蓟运河，避免了海上的风险。这样，漕船由军粮城过平虏渠，入鲍丘水（蓟运河），溯流而上，即可直抵蓟州州治渔阳，筑渠为“备奚、契丹之寇”，故名“平虏渠”。
唐代前期所建之城在军粮城镇刘台村西南1公里处。在这里，人们曾发现有一座长320，宽250米，略成长方形，高出周围平地近一米的城址。此址位于前文所说的角飞城故址正北方约1.5公里处。其地面散布有大量瓷器、陶器和砖瓦碎片。可辩的有青釉瓷碗、三彩盆、青釉四系罐等，都属唐代遗物。尤其是数量最多的青釉瓷碗，都作深腹实心圈足，为唐代早期所有。再者，在城址周围的刘台、塘洼等村还发现唐代墓葬；1957年，刘台村西南1.5公里的地方出土了一座墓葬；1958年，塘洼村南发现了另一座墓葬，两座墓葬出土了唐代常见的海兽葡萄铜镜和具有唐代风格的胡人俑等，这些均为唐代特有。另外，据当地老人讲：这里原是座城，塘洼（历史上本来写作“唐洼”）就是由于建唐城时挖去大量土方，才变成一片洼地的。在军粮城北面有一条古道，早已废弃，当地人叫它“塌道”，这条道向西延伸到武清崔黄口入蓟县。道基是由石灰、黄土、米浆混合后夯实筑成的。可见明《卫志》记载的“军粮城……周围基址尚存”，应是唐代所建之城。
军粮城之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主要与唐代海运有关。军粮城名称的出现始于唐代。是为预防北方奚，契丹的骚扰而在此幽蓟地区驻守重兵，当时军队给养问题无法解决，主要依靠南方供给，主要是从江浙沿海饶过胶东半岛再经过沧州（现黄骅，盐山）即渤海西岸到达军粮城，在此转输军粮从而又修筑城池，故名军粮城。
唐朝时海河入海口在军粮城，这里是沽河（北运河）、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大清河）汇合入海处的“三会海口”。唐朝初年，为防御北方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幽、蓟驻守重兵91400人，马6500匹、衣赐80万匹段、军粮50万石。由于给养庞大，当地无法筹措。故唐王朝“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供东边防用。”范阳节度使于公元739年又兼“河北海运使”之衔，以理海运事宜。这样由沽河、清河、滹沱河汇合入海而得名的“三会海口”，便成为海运转输地。大批给养在城内储存，后由水、陆分别运往京、蓟两地，以供军需。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作《后出塞》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在《昔游》中又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两首诗均描述了当时的海运盛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城”是当时军队的一级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由此可知军粮城者乃是唐王朝在海口设立的专理军需物资的一只支军队的建置，后逐渐演变为地名。
在宋清时期军粮城别名又叫聚粮城因为这里曾储过漕粮，作过义仓。
到了元代，军粮城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重要起来。元丞相伯颜开辟从崇明岛取海道直达直沽的海运线路，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始从海道运粮46000余石，第二年增至290500石，第四年增至578520石，“泰定、天历间（1324——1329年）海运额之多，自208万余石，以至3522163石”（见《中国交通史》160页）。可见当时这里漕运的发达状况。据明《天津卫志》记载：“军粮城在城（天津）东南，去城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周围基址尚存。”元代漕运由海道进入海河后，把运来的粮米储存在海河两岸，然后换小平底船运往京师。军粮城便是其中重要的存粮地之一。
在明代，由于燕王扫北所造成的战乱从而大量百姓则在此定居。明清时中心在三岔口一带。军粮城历代都曾遭受过战火直至清末，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进犯北京，法军首先占领天津。并以军粮城为腹地在杨台村东建立兵营（民国初年兵房尚存，直奉战争被毁，奉军师长李振棠命士兵拆除移建苗街小学），法军又于《辛丑条约》负责天津至塘沽段铁路（保护）驻扎此地（军阀混战暂不详叙）。军粮城土地的大量开垦是在清末民初。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部分军阀遗老在此购置田地做养老打算，后因经营不善而失败。北伐成功后先后有大陆、金城、盐业、中南等八家银行购置土地开发棉田稻地实业救国，也未能实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部分日军占领军粮城火车站，并对该区实行保甲管治，为适应日军对军粮的需求，故此在当地改种水稻，并于1940年在此建立军谷公司，即军粮城机米厂，为加强武装防卫，先后为军谷公司训练了一批汉奸并发给枪支组成勤务队，以强迫农民为其种稻。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接收军谷公司。次年国共内战。
（来源：东丽区纪委监委、东丽区军粮城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