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纽约大学　潘玮琳

　　连日来，在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中外嘉宾的一场场“高端对话”引爆话题。3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一批美国学者的“田野调查”同样受到关注。他们以山东邹平为样本近距离观察中国，或查询史料、考察乡野，或对话官员、访谈百姓，再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互派留学生与学者”

　　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学术理事会联合成立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利用政府和基金会的经费，在几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麻省理工的白鲁恂、哥伦比亚大学的林贝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施伯乐等人，迅速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力量。

　　但是，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国学者难以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相关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性。美国学者包瑞嘉就曾提到，许多研究取材于少数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口述者”，其中被称为“小杨”和“老杨”的两个人在至少六七篇论文或专著中出现。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学术交流率先活跃起来。其中，“互派留学生与学者”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打开了美国学者赴华“田野调查”的大门。但在试水的头几年，哪些文件和出版物可以看，哪些调查地点可以去，哪些数据可以收集，是否可以公开发表访谈资料……拉锯磨合之下，中美双方耗费了大量精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致函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农村选择一个长期调查点，接待美国学者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调查研究。邓小平同意了这一请求。最终，美方选定了距离北京不远、较能代表中国农村普遍情况的山东邹平。由此，以冯家村为基地的9个村镇，成为中国农村首个也是唯一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

　　推进研究深度与广度

　　到邹平之前，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农村像非洲一样贫困落后，生存和医疗条件很差，因此带足了卫生纸、肥皂、蚊香、感冒和肠胃药。但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们承认：当地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较高，购买日用品也算方便。一位美国民俗学研究者在驻村一年半的时间里，全村256户人家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次次不落，近千村民没有不认识她的。

　　在1987年开始的5年考察研究期间，美方共派出87人次，进行了1487天次研究，调查对象达17500多人次，调查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农业、环境、医疗等各个方面。项目组成员每次考察回国，都以听证会、文章、演讲等形式介绍考察成果。

　　“邹平项目”大大推进了美国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触及农业改革和农村体制变迁、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公共纠纷调解机制、教育分配和社会化过程、国家与农民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干部任免和政府决策机制等许多重要方面。

　　同时，参与“邹平项目”的美国学者，有的逐渐成长为美国中国学界的领军人物，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戴慕珍；有的则将邹平的风土和人物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如梁漱溟研究专家艾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仍不断回到邹平，继续深化研究。截至1998年底，美国学者赴邹平的数字已增至149人次、2257个考察天数。

　　消除美国疑虑的突破口

　　“邹平项目”对中美学术交流乃至中美关系的意义，可以直观地体现在欧迈克身上。

　　欧迈克是卡特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顾问，曾直接参与中美建交谈判。他还一手把密西根大学打造成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重镇”，培养的学生几乎撑起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半壁江山”。

　　欧迈克是“邹平项目”的负责人。在中美关系陷入低潮之际，他有意识地把“邹平项目”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努力消除美国政界的疑虑，积极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第一次，他到邹平考察后，不久即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国内数度发表演讲和文章。第二次，他促成卡特总统访华期间到访邹平。卡特总统回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文章，主张中美保持良好双边关系。

　　可以说，邹平的变迁在美国学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这从众多代表性著作的题目上就能看出：魏昂德《转变中的邹平：中国改革的过程》（1998年）、柯任安《从农村到城市：一个中国县治的社会转变》（2016年）、戴慕珍《重访邹平：一个中国县治的适应性治理》（2018年）。

　　今天，西方学者来华开展“田野调查”的次数相对少了，研究重点和兴趣似乎也有所转移。由此，一些人习惯于借助媒体的报道，来解读和分析中国的政策和变化。可是，由于失去了田野里建立的牢固地基，“理解鸿沟”难免越拉越大。就此而言，追忆“邹平项目”的历史经验，对美国和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