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
——读《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

袁征

2006年11月，美国老中青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齐聚密歇根大学，就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新的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治研究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结集成册，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注释】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注尾】

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从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田野考察”的技法三个层面展示了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同此书所言，本书的作者们将他们明显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置于学科框架之中，指出了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本书不仅对于初入此行的年轻学者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想要了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也是很值得一读的著作。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视角的独特性，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饶有兴趣。

一、新材料的使用

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侧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注释】资中筠：《鲍大可：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百年潮》，1999年第11期，第59～66页。【注尾】在过去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政治学科概念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学者所能获得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资料也日益丰富起来。这种情况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注释】有关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演进史和遇到的困难，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做了很好的回顾。 See Kenneth Lieberth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 pp.266～277.【注尾】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谁丢失了中国”的指责声中，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共反华情绪一度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一批在国务院的知华派官员被排挤，费正清和拉铁摩尔这类中国问题专家的忠诚也受到了质疑，他们甚至受到了人身的迫害。

20世纪60年代活跃在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学者大多有过1949年之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经历。他们或者是教会人员，或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华服务的美国外交或军事人员。这批人士的个人在华经历成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宝贵财富，但相对而言他们受到的政治学正规训练则比较有限。

从1960年代开始涉猎中国研究领域的年轻一代学者受到了更严格的正规教育，大多是在美国的主要大学中学习政治学，进而对中国问题发生了兴趣。【注释】已经去世的迈克·奥克森伯格曾告诉笔者，尽管当时中美对抗，中国问题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冷门，但他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而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中美最终也会和解，而研究中国问题将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注尾】在这批人当中，除了奥克森伯格、李侃如之外，还有何汉理（Harry Harding）、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梁思文（Steven Levine）、谢淑丽（Susan Shirk）、包瑞嘉（Dr. Richard Baum）、托玛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等人。那时由于中美对抗，相互之间的人员交流少之又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不可能前往“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获取第一手的经验，只能通过文字材料来了解中国。即使是这些文字资料，也是相当有限的。中国研究最初主要是依靠美国官方翻译的资料，还有源自于香港、台湾的分析文章、出版物和文件。然而，这些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们已经被政府机构筛选过，同时也没有很好的索引供学者进行查询，所以查找这些材料非常不便。美国政府当时则通过香港的渠道，大量购买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刊物。“文革”时期，一批内地人士到香港避难，因此美国情报机构及美国学者对这些人士的访谈一度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在那个年代，通讯工具尚欠发达，除了电话和电报之外，还不太可能运用其他的电子通信技术。复制技术也相当有限，当时还没有现在普遍使用的微缩胶卷或微缩胶片。许多年轻的学者前往台湾学习中文，或者前往香港做一些研究工作。而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内环境也影响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这边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美国那边则是越战引发的国内动荡。很多美国学生进入到研究生阶段时并没有中文语言基础，因此中文训练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生阶段的重要训练科目。由于缺乏学者和研究资料，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些大学，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研究中心，比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而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之一，就是因为胡佛研究所有丰富的东亚图书收藏。【注释】1998年至1999年笔者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学时，经常光顾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收藏馆，发现那里的很多材料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珍贵资料。【注尾】 在中美和解之后，少数美国学者开始到中国访问，有了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但是当时来访学者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随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供中国问题专家搜集和查阅的数据资料开始大量涌现。中美两国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大批中国学者前往美国访学，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美国学者则来华进行访谈和实地考察，甚至是长期蹲点考察。【注释】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来华长期蹲点考察（田野工作）还是受到不少的限制。时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奥克森伯格曾致函邓小平，希望选择一个美国学者能够长期蹲点的地区。在获得邓小平的首肯后，山东邹平县被选择为美国学者最早可以长期蹲点的地方。自1985年以来，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详见王兆成主编：《乡土中国的变迁；美国学者在山东邹平的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担任该书顾问，并撰写“奥克森伯格与山东邹平考察”一节。【注尾】虽然中美关系在这段双方能够进行正常交流的时期也经历过风风雨雨，但这种交流的势头却没有被折返。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博士生都到中国生活或学习一年以上，有了对中国社会的直观感受，同时也提高了汉语水平。【注释】Kenneth Lieberth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 p.271.【注尾】 与此同时，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国家档案资料（比如中国外交部开始公布相关历史档案）对外公开，可供学者们查阅使用。这批材料与中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相关，也为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

如同李侃如所阐述的，美国学者能够接触到大量研究资料，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相应地带来了研究专题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精英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到了1980年代，除了继续关注中共高层“个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之外，美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改革及中国官僚机构。到了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得以在中国进行大量访谈，从而能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进行明确的解读。随着美国学者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政治变革，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不断演变的政治经济学上。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大量基于实地访谈与考察的地方性研究成果也涌现出来，中国问题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到了现在，从方法论和研究的专题来看，中国政治研究已经越来越进入到政治学作品的主流行列。就总体来看，这种趋势和政治学研究重点的变化是相一致的。事实上，当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政治观念、政体、法规等拓展到政治的社会因素方面和决策过程上。

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为“资料来源”（Sources），共有6篇文章重点关注中国政治研究的新材料及其运用。在第一章“政府资料和中国的抗争性政治”（StateGenerated Data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中，程曦（Xi Cheng，音译）以自身收集和使用信访系统的资料为例，介绍了接触中国政府档案的方式方法及相关的经验，并对政府档案的可靠性进行了评估。而第二章“为什么使用档案”（Why Archives）则印证了第一章的结论，力图拓宽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时间段，以便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之间架起桥梁。比如，通过使用新的有关退伍军人个人生活的档案可以小中见大，有助于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大问题的认识，这包括充满争议的公民权和爱国主义问题。本书第三章则依据相关档案，将目光从地方政治转向精英政治，收集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数据，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生平，尤其是对于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升迁和任职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试图提供更为系统的佐证，即中共领导层的特点和领导层内部的冲突会影响到中国的政策，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之后的第四、五、六章则再次展示了新的资料如何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第四章试图通过使用新的资料，使用实验的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s）和心理测定（Psychological Measures）来分析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不过，作者也详细分析了使用这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而第五、第六两章则分别介绍和分析了通过互联网收集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中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以便从中发现这两类资料来源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可行性与不足之处。

二、新方法的应用

在中美对抗的年代，中美两国人员缺乏交流。美国的学者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料，只能依据有限的材料来进行定性分析。尽管有一些中国问题的大家能够相对客观并尽量符合逻辑地对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但其中一些描述性和想象性的论断还是距离客观实际有一定的距离，研究的深度也相对有限。如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回首望去，人们就能够轻易地发现存在的问题。但这是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自身的水平所造成的。毕竟，受到材料的限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和文化的隔阂，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认知出现瑕疵不难理解。反过来，同一时期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学者又何尝不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有关美国问题研究的成果，我们同样会发现有分量的成果少之又少。毕竟时代的客观条件使得两国学者的视野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相互之间的客观认知也就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美两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可以使用的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的各类档案或数据资料的出现，要求学者开始思考和讨论如何有效和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数据资料。与此相对应，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当中。

应当说，老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接受过历史系或政治学系的教育，【注释】在学术背景方面，费正清在大学就读的是历史系，鲍大可则是学政治学出身。【注尾】这个情况与当今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出自于政治学系。20世纪后半期，由于政治科学越来越注重方法论, 所以它越来越强调政治学研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设计，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好的研究方法或路径。其目的是引导学者对资料的搜集更有针对性，使学者能够深入分析和揭示事物背后的东西。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不断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新方法层出不穷。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本书的内容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种趋势。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在对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被允许在华进行实地考察以来，各种定性分析就被普遍使用。本书第二部分的成果承继了这一传统，但作者们并不局限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而是将视线放到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他们实际上将中国作为一个个案，展示了“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注释】
原文如此，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注尾】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的“车间政治”（workshop politics）和失业问题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人种志（Ethnography）是田野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从人类学研究发展而来，也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的一些分支研究当中。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努力深入人类社会中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从微观层面近距离观察，做全面的调查研究。现在这种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用于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当中。本书第七章探讨了人种志方法如何成为了一种能够用来有效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工具。尽管人种志的方法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使用这种方法关注微观层面上的社会群体和机构变化，则可以提供一种深入观察微观层面的力量如何影响中国普通民众之间互动和生活的路径。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概念上的发展（conceptual development）和提炼，也有助于揭示和评估影响改革时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因素。【注释】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and 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 p.10.【注尾】随后的第八章同样拓展了人种志方法的使用，主张将人种志的方法同“定点密集研究”（siteintensive）的方法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这些方法在研究集权体制或者研究隐藏在文化背景下的一些政治因素时更能发挥作用。过去20年中，不少汉学家使用人种志和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所谓“定点密集研究”的方法就是对受访者所处的日常环境及相互之间的互动进行密切观察，搜集相关材料，这能够取得和访谈询问一样的效果，而且要比一次性的访谈效果更好。

论文集的第九章则主张，在设计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和方案时，应当对全中国的次国家变量（subnational variation）予以更大的关注。通过跨区域的研究方法，作者力图来解释各个地区不同的失业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作者探讨了这种方法相对于一个城市个案研究的优势，毕竟一个城市的代表性不强。同时，这种方法又比大规模的调查要好，因为大规模的调查往往会受阻于政治敏感性及难以获得研究所需的数据。

论文集的第三大部分评估了问卷调查（Survey）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与前面的定性分析相比，这更多的是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在过去20年中，有关中国政治的民意调查有了实质性的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国之外的政治学家只进行过两次这样的民意调查。但是到了1990年代，民意调查的数量增加了10倍以上，并在持续稳步增长。在第十章，本书编者之一梅拉妮·马尼恩（Melanie Manion）对这些民意调查及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就它们取得的成绩和贡献做出了评估。而随后的三章则详细介绍了每位作者各自所做的民意调查研究的经验及成果。这些研究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用心。其中的一章试图通过民意调查来探寻私营企业主（或可称为新兴资本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第十二章使用了GPS定位系统进行抽样，以考察法律机制的扩散问题（Legal Diffusion）。而第十三章则是对北京地区进行了连续10年的跟踪研究后获得的成果。第十四章则以作者自身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定性研究和民意调查的经验，探讨了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政治敏感问题调研的方法。

从本书中不难看出，美国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科学研究包括中国政治的研究有着自身特殊的复杂性，因此有时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局限性，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跨学科的方法很多时候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也带来了政治科学的活力，促进了学科的繁荣。在笔者看来，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优劣长短，很难有非常完美的方法来解读政治学中的复杂课题，人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无论是事实分析，还是价值分析，都应取长补短，并重使用。而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也应当相互结合，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地接近事实，接近真理。这本书所使用的方法，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政治的不同视角，也更能让我们从中领悟到不同研究方法的魅力所在。

三、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使命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当代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实际上和中美关系的起伏密切相关。在中美对抗，相互隔阂，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时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受到排挤甚至是迫害。而中美关系正常了，两国学者的交流也顺畅。近年来，美国学者来华实地调研和中国赴美学习的人员都与日俱增，相互间的学术合作明显增多。本书一些论文的作者就是从美国留学后回到中国国内的研究人员或者是美国的华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拓展，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队伍也在壮大，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中美学者之间的相互认知更趋于理性。

回顾历史，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不拘泥于死板的学术研究，而是将学术研究和影响政策结合起来。他们著书立说，不时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年费正清一度曾将博士论文的写作放在一边，转而将精力投入到《美国与中国》的写作上，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在他看来，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猖獗，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人对东亚的历史和现状太无知。由此，他更感到在美国发展中国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费正清后来回忆道：“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担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注释】费正清著：《费正清集》（陶文钊编选，林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注尾】

作为时下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的佼佼者，李侃如先生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本论文集的收尾总结中，他肯定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认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正在趋于成熟。不过，他也指出了学者们应当注意的新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现在的情况和费正清所处的环境已然大不相同，有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能够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情况有一个良好的把握，但是能够清晰地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美国公众依旧是一桩重要的事。他认为之所以需要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美国公众受到媒体报道及商人、旅行者、语言老师等的描述的影响过大，而缺乏对于中国的系统性认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人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引导公众的认知是十分必要的。李侃如认为，现在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资料运用的要求，却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学科领域的研究更为专业，分析也日趋复杂，这固然对学科发展是有价值的，也有助于学科研究的成熟。但是，这种趋势无助于教育公众和影响公众的看法，也不利于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越是正式，就可能越难以影响政策的讨论。【注释】Kenneth Lieberth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 pp.276～277.【注尾】因此，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看法清晰地传达给公众，传达给政策制定者，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政治研究的功用，而不是仅仅为学术而学术。

当今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变革的阶段，这既给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其中包括中国政治研究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大，能够有助于美国的社会各界特别是美国政界更为客观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治的变迁，了解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更为深入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能够深化相互认知，更为理性地选择各自的外交政策，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从而使得两国关系取得合作共赢的局面。这不仅对于两国人民，而且对于世界和平而言，都是一大幸事。因此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学科领域的发展需求，而且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在这一领域能够有所作为，无疑将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是两国学者所应当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是应当做出的贡献。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