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范 性情中人

---忆李广田校长

张文勋

我青年时代喜爱文学，早已听过李广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作家， 但对他了解不多。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广田教授来云南大学任校长，我才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多有接触。我大学毕业后留中文系工作，和广田校长过从尤密，在长期接触中他的学者风度，他的诗人气质，他的和蔼可亲的性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诚恳、感情真挚，和他相处，觉得面对的是一位亲切的长者，没有因为他是校长而感到拘束。如今，广田校长离开我们已近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值此广田校长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把昔日和他相处的一些零星记忆写下来，聊表我对他的怀念之情，也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作为学生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大约1952年，高教部派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李广田教授来云大任副校长，当时校长还是由周保中将军兼任，实际的校长工作由广田副校长主持。那是1952年底，我们第一次见到广田校长是在大礼堂举行的迎新年晚会上；当新年钟声敲响后，广田校长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大家发表新年祝辞。讲话不长，但句句扣人心弦，话音刚落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同学们簇拥上去，把广田校长高高抬起来，绕场和同学们见面。作为学生，这位新来的校长给我的印象好极了，对他的敬仰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后不久，广田校长给我们上"文学理论"课，他曾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老师，和我们中文系有进一层的感情。他给我们上课着重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也是大家所遵循的文学理论。当然，广田校长还讲了许多文学知识，可惜因他工作忙未能坚持给我们上课。尽管这使学生感到遗憾，但我却有幸和他多有接近的机会，因其夫人王兰馨先生给我们上"语文教学法"的课，我又是系学生会的主席，所以常到他家汇报有关教学的情况，能常见到广田校长，有更多聆听他教诲的机会。我毕业后留在中文系工作，不久又被学校送到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我知道这是学校和系里对我的培养，当然我也很感激广田校长和王兰馨老师对我的厚爱。在北大进修期间，广田校长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特意在中山公园邀请云大在京学习的老师和一些同志聚会，他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为办好云南大学贡献力量，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作为青年教师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我从北大回校后，先后任系教学秘书、系秘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开出"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又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因而和广田校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他主管教学，也重视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在1956-1965年的9年时间里，经历了几次重大政治运动：反右、反右倾、大跃进，那是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后又经短时期的调整、落实政策。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教育事业受到挫折，知识分子屡遭劫难，广田校长在反右倾斗争中，也受到严重的打击，由校长降职为副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难以按自己的认识和经验去办学，才发出"云南大学变成云南小学"的感叹，而这又成了受迫害的罪名之一。即便如此，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还是努力按办大学的规律去做他所能做到的事。我当时作为青年教师，结合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觉得广田校长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内行的学者，是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有许多事，至今难以忘怀。

以教学为主，深入教学第一线，这是广田校长的工作重心。我参加过多次他主持的制订教学工作计划会，他特别强调要保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上课要写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研室要检查，还要检查听课、课后讨论。广田校长和一些教学管理人员，经常深入教室突击听课，了解第一线情况。我从北大回来不久，给4年级讲授"文学理论"课。一次，我进教室就见广田校长坐在第一排听课，我很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按备课内容讲课，并进行课堂提问，课堂秩序很好很活跃。下课后，广田校长微笑着说："很好，很好！"我明白这是对我的鼓励，加强了我的信心。

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这是广田校长又一重要办学思想，他这一思路在高治国到云大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时期，得到充分实施，有很多行之有效的举措。这和高治国书记的思路完全一致，故才能得到实践，结果是云大的师资培养取得显著成绩。我当时被校系选定为校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之一，系一级又选定一批青年老师，分别提出要求，定专业方向、定任务、定指标、定指导教师，定期考试（被称为殿试）作出鉴定。那几年我自学古籍知识，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在刘尧民先生指导下读《庄子》、《楚辞》；在刘文典先生指导下读杜甫诗、温李诗，受益匪浅。

广田校长对我搞科研的鼓励也很大。我在北大学习时，受北大传统学风影响有志学术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学习》等刊物发表过论文，回云大后在学报发表过几篇论文，作过学术报告，后被批判为走"业务至上"的"白专"道路。直到60年代初调整时期，我受到鼓励从事古代文论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但只敢用笔名炳章发表，在和广田校长闲谈中才敢说出此事，他感慨不已。有一次，高治国书记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广田校长（他当时仍是主持教务的副校长）也在场。那次谈话主要是鼓励我消除顾虑，大胆搞科研，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记得广田校长对高书记说："你看看，我们云大的教师并不比北京差，张文勋就能在北京的刊物发表文章，可是不敢用真名发表，你想想这是什么问题？"我向校领导表明我的观点："我认为大学老师不搞科研是不行的，不搞科研教学水平也不会高，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我的话得到他们的首肯。

广田校长还十分重视、发挥学有专长的老教授、老学者的积极作用。他来云大不久，就主动支持著名学者刘文典教授的研究工作，为他成立了杜甫研究室，配备助手（中文系资料室庄永华先生），从校图书馆提出一大批有关图书。刘先生除作《杜甫年谱》研究外，每周还为中文系青年教师讲一次课，当时叫做"开小灶"。这一切，对培养青年教师、倡导学术，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为共产党员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共产党员，广田校长在云大16年的经历和遭遇是有代表性的。而他在云大所经历的政治风浪，我都经历过。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党委常委，也去"批斗"过一些错划过的"右派"，但到后来他又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无情打击。之所以给他戴上"右倾"的帽子，无非是因他和校内部分著名教授相处融洽，尊重他们。同时，也因对以某书记为代表的"极"左的种种做法，表示过不满情绪，私下发过几句牢骚。在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被人揭发，成了罪证。譬如，他对在大跃进中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劳动时间太

多等等现象不满，说过云南大学要变成云南小学一类的话。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提出来，不但没有错且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但却成了他的最大罪名而受到批判。

他对当时的某书记的作风有看法，此人惯于搞一言堂、骂人，开党委会时，脚居然跷到茶几上。广田校长在私下议论了几句，说是太不雅观，后来被扣上缺乏工农热情的帽子予以批判。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对"驯服工具"论提了不同看法，他说："什么工具，人又不是桌椅板凳。"这可惹了大祸，对他进行反复批判，说他反党。其实，作为知识分子党员，他对党是一片忠诚，只不过是想说：党员对党的事业要积极主动，要创造性的主动工作，而不是像桌椅一样搬一下动一下，这有什么错？"反右倾"后他被降为副校长，他不敢再大胆工作了。与其说是消沉，不如说他是害怕，只敢叫做什么就干什么，其处境是可以理解的。1960年，我们一同赴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一向热情奔放的他也变得小心谨慎，不轻易言谈。他在文艺界的朋友很多，见面时只一般应酬一下，没有过去那种侃侃而谈的气度。但和我私下交谈时，他愤愤地说："某某人不学无术，还来批判我的文章，笑话！"他说的是"反右倾"时的情况，我很理解就心照不宣了。

高治国同志来云大后兼任校长，他深深懂得办学一定要靠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依靠了两个51，即51位教授、副教授，51位老讲师。他说要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把李广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他是云大知识分子中的"一面旗帜"。他放手让广田校长工作，他对他说："我虽名义上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是你，校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希望你大胆、主动地工作，出什么差错由我负责。"此后，广田校长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那时我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广田校长的直接指导下，在教学、科研、师资培养各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云南大学当时出现了振兴的气象。

但好景不长，"四清"运动开始后，学校又不能正常教学了。中文系师生组成工作队，到大理凤仪参加"四清"运动，广田校长是队长，下到农村，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倒还很好。1965年回校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云大最早大批判的是高治国、李广田"修正主义路线"，我亦被划为"高李黑线"人物，和广田校长见面机会少了，偶尔在路上碰见仅是点点头，用眼神互相致意。1968年的某天，我到学校大门洗澡房（当时学校唯一的澡房）洗澡，要排队等候。正好碰见广田校长，看没什么人在旁边我们就小声交谈起来。我问他的健康情况，他说很好，天天有些劳动活，对身体有好处。他说："我前两天还写了一份检查，复印了好些份，分送到有关同志家，都是往门逢里塞进去，你收到没有？"我说还未见到。他说："那可能还没给你送去，等两天我送去。"当时，接受审查的人都要随时写检查材料，油印成小字报各处去送，以求得"群众"的"谅解"，广田校长说的就是如此情况。那天，我看广田校长的气色不错，谈话还轻松，虽然讲话不多，但都还心领神会。做梦也没想到，大概过了几天，突然听到他在莲花池投水自杀的噩耗，我感到十分惊讶。几天前的最后一面，丝毫看不出他会有自杀的念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会走这条不归之路？笼统地说，这是"文革"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的恶果，但具体到广田校长身上，究竟什么直接原因促使他投水自杀，这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迷。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文革"期间被划为"高李修正主义黑线"的忠实执行者，今天回顾广田校长和我们在云大共事的往事，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在我心目中广田校长，是一个能独立思考、敢于说真话的共产党员，是一位至情至性、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我们在纪念他百岁诞辰之际，我感慨万千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最后，用我在1978年写的《悼李广田校长》一诗作结束：

风雨神州五十年，忧民爱国有遗篇。

献身黉宇育桃李，驰誉文坛被管弦。

山色"常辉滇海月，"花潮"永映翠堤烟。

刚强耿介音容在，池畔骄杨衬碧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