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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乡贤鲍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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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聂廷生 胡新广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一场搅动官场的裁官诏令由京师发往全国各地。
此次裁官尽撤天下风宪之职,君主收监察权为己用。仕宦陕西的按察司副使鲍开茂,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然走到尽头,他默然打点好藏书与行囊,弊车羸马沿官道回到了淄博周村故乡。临别时,陕西百姓争相泣别,驻足相送者不绝于道。
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出任江西瑞州府推官,至康熙七年奉诏归乡,鲍开茂先后任职江西、湖南、广东、青海、陕西诸地。每到一处无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有惠政可闻。当其离任,百姓无不勒石刻碑褒奖留念。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一场搅动官场的裁官诏令由京师发往全国各地。
此次裁官尽撤天下风宪之职,君主收监察权为己用。仕宦陕西的按察司副使鲍开茂,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然走到尽头,他默然打点好藏书与行囊,弊车羸马沿官道回到了淄博周村故乡。临别时,陕西百姓争相泣别,驻足相送者不绝于道。
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出任江西瑞州府推官,至康熙七年奉诏归乡,鲍开茂先后任职江西、湖南、广东、青海、陕西诸地。每到一处无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有惠政可闻。当其离任,百姓无不勒石刻碑褒奖留念。
鲍开茂,字夏生,号素垣,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系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周村区胜利社区)人。
开茂曾祖名君恩,祖父名尔禄。两人合名“君恩尔禄”,寄托的是家族对子嗣为官治民、报答君恩的慕念和向往。但鲍氏数代族人才智皆为中人,虽多番戮力科场,却颗粒无收。为维持家族生计,家族转而以农耕商旅为业。至开茂父化龙时,鲍氏家族已是当地知名的殷富之家。
鲍化龙居内孝顺双亲,在外乐善好施。亲族之间若有贫而不能婚丧嫁娶者,化龙都尽力周济帮扶。若逢修葺学校、维修桥梁,购置义田等公益事,他更是捐款捐物,不遗余力鼎力支持。据《长山县志》载:“鲍化龙……性至孝,慷慨好施。戚党不能婚葬者,周之不遗余力。葺学宫,修桥梁,置义田,设蒙塾,施棺槥,历着善迹。两举乡饮宾。”
化龙生二子,长子开芳,次子开茂。化龙遵循“长子守业”的家族训规,令憨厚质朴的长子治田经商,而让聪慧机警的开茂读书制艺。开茂年幼即颖异,可目下数行,甚至能过目不忘。父亲化龙因才制宜,各选所长,确是安排得当。然而,鲍开茂却将胞兄弃学的责任揽于己身,内心常怀愧疚。他曾立志发愤道:“均为人子,兄任其劳,弟享其逸,可乎?不能报我父兄者,非大丈夫也!”
鲍开茂将父亲的期望、长兄的憾恨藏在心间,化作寒窗苦读的不竭动力。他囊萤映雪,不分昼夜,学业遂以大成,声名亦遐迩于当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八月,鲍开茂离开周村老家,赴济南府参加壬午科乡试。
时值金秋,秋风送爽,兰桂芬芳。乙榜(乡试中举)名单公布,鲍开茂顺利高中举人。放榜的第二天,官府主持鹿鸣宴,主考、学政、考官、新科举人悉数参加。觥筹交错间,踌躇满志的鲍开茂和新科举人一同吟诵《鹿鸣》诗篇,互相期许一个光明的前程未来。
然而科场得意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风暴便席卷而来。乡试结束后不到两月,塞外的清军借道蒙古部落翻越长城攻击河北山东一带,商业重镇周村亦遭八旗铁骑蹂躏。鲍开茂和族人为保全性命,被迫东奔西突,隐迹藏形。
治民安邦的宏愿,在兵荒马乱的乱世显得沉重而卑微。
“若国家治理得当,东北防御有法,无辜黎民缘何受此涂炭之苦?”鲍开茂脑中回响着内心的叩问。
然而国家的形势一日不如一日,内忧外患不断,救民治民的梦想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才能独自体味和哀叹。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身亡,朱明王朝瓦解坍塌。关外满清趁机入关,打着替汉人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击败农民军定鼎中原。异族入主,华夏沉沦,300多年前南宋覆亡的噩梦再次上演,一些刚烈的士大夫虽“平时袖手谈心性”,却也能“临危一死报君王”。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全家自杀殉国。而更多的文人如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等则隐居山林,秉守遗民气节,拒不与清廷合作。缺少了“礼乐文明”的约束,八旗铁骑好似脱缰野马,在游牧旧习的驱使下纵横中华大地,黎民百姓深受其苦。
苟活于乱世,是选择“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自我保全,还是义无反顾“不惜此身,爱民安邦”?鲍开茂的人生走向十字路口,面临艰难抉择,内心煎熬不已。
而此时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清朝内部的部分官员建议清廷加紧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从而消弭天下动乱的根源。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浙江发生反清风潮,总督张存仁上书道:“速谴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人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统治者认为,江南动乱不休,多半是出仕无望的读书人挑唆所致。读书人本就倔强任性,如今失去晋升通道,更易滋生篡逆之心。若朝廷开科取士,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建设,示以隆恩,必能成为瓦解读书人志气的利器。读书人扬眉吐气,就不会再唆使蒙昧的百姓造反起事。他们提醒摄政王多尔衮,应吸取蒙元的前车之鉴。“蒙古骑兵纵横天下无敌,对读书人却极不友好,百般提防。划天下之人为十等,最末为‘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人心不附,争相投靠各地起事者,最终将蒙古逐回草原。李善长刘伯温的教训需要铭记。”
多尔衮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刻在统治范围内的北方数省举行乡试大考,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第二年,又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首批进士。
开科取士的消息传至周村,鲍开茂犹豫不决,度日如年。眼看乡亲在满人的皮鞭下哀嚎哭泣,鲍开茂决定趁开科取士的机会,做一地之官,行一时善政。思虑已定,他终于卸下包袱,一身轻松赴考了。
不久皇榜张发,鲍开茂登丙戌科进士第一百四十九名,得授瑞州府(今江西省高安市)推官。
推官为各府佐贰官,掌管刑名诉讼、赞计典。其虽为正七品职务,但位卑任重,关系深远。
孔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和“安”的重要体现,便是司法审判的合理公正。
在历史上,便有小推官大作为的案例。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苏州推官袁可立成功弹劾应天巡抚李涞,一时传为美谈。时任苏州太守石昆玉按治当地豪横势家,却不意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借机“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李涞与内阁首辅王锡爵为亲友故交,后台背景强硬,试图以权势干预司法。办理此案的官员惧其官威,虽知太守有冤而不敢问,竟欲屈打成招。独推官袁可立洋洋洒洒,挥就雄文,百辩而雪太守之冤。他对中丞(李涞)诵读申诉状,其声铿锵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袁可立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
鲍开茂常以袁可立为榜样,对有罪者详加查证,对受冤者志存矜恤。自掌管刑名后,百姓皆称明允,遂以公廉闻名。
鲍开茂不仅擅长刑名事务办理,对文教科考亦颇留意。他时常提醒上级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他多次建议“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当时江西初定,文教不举,百废待兴,学校多断壁残垣,学子更延颈以盼。观察使交章知开茂才,屡次举荐令其负责赣地教化事。
不久,朝廷命鲍开茂以按察司佥事职摄理通省学政。乱世之中,文教在多数人眼里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物。而鲍开茂却认为,社会的根本安定,离不开文教复兴；而文教复兴,也少不了秩序的安定。当时海内鼎沸,盗贼横行,百姓惶惶如惊弓之鸟,向学好文者亦时常受盗贼逼害。鲍开茂先开辟校练厂,招募精壮士卒,严加训练,厉兵秣马,清剿盗贼。江西袁州、临吉的盗贼见开茂军严肃整齐,畏之如虎,望风而降,当地形势大为好转。
外部环境基本稳定后,鲍开茂开始主攻文教事业。他任职伊始,即每日约见士子,讲经论道,谈诗说艺,张目文教。鲍开茂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时常以精辟的讲解、严格的督促赢得学子敬重。他对士子们表达自己的拳拳决心:“江西乃理学渊薮地,忠臣节义乡。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天下闻名。理学大师陆九渊、朱熹皆曾主持讲学,所创教规沿用不衰。吾唯有竭尽职责,方能不负圣望。”一年半载后,江西文教蒸蒸日上,科场得中者络绎不绝,史赞“江西文教之兴,实自公始”。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鲍开茂调任湖西道布政使司参议。从1646到1650年,鲍开茂宦游江西4年,其来时,天下鼎沸、斯文扫地,及其去,社会安宁、文教大盛。闻鲍学政调任,满城百姓箪食壶浆,欢送循吏,一时传为美谈。
布政使司参议一职,明时便已设立。清初沿习明制,也于各省布政使下置副职若干人,称左、右布政使参政或左、右布政使参议。他们作为布政使的副手,驻于一定地区掌理钱谷诸事。
此时清军正在湖西和反清武装交战,兵燹时常延烧到鲍开茂的管辖地域。乱世之中,盗贼兴盛。当地强人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却做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当地百姓既逢兵燹,又遇盗贼,自是雪上加霜,举家逃亡。民政兵务交织,事务繁杂难厘,鲍开茂只得通宵达旦,尽心尽力。眼见百姓有倒悬之苦,鲍开茂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一面筹募兵粮,挑选精锐,申明军纪,严格赏罚,据守扼塞；一面张贴安民告示,宣称朝廷恩信,招抚离散民众。鲍开茂在盗贼盘踞的山林下屯兵围困,坚壁清野,断绝物资供应。半月有余,一些盗贼不堪压力潜出山寨投降。鲍开茂以他们为向导,率军深入敌穴,一举荡平敌寇。匪首刘京见大势已去,只得束手就擒。
鲍开茂攻克山寨,释放被虏掠的百姓,发放遣散费令他们回乡团聚。其中山坑之捷释放被劫掠的妇女七十余人,顾里之捷又释放妇女一百六十余人。她们返家后,逢人便称道鲍参议的恩德,百姓自发来谢恩者络绎不绝。
巨贼刘京投降后,沿途的乌合之众遂作鸟兽散,湘赣之路得以畅通。
剿匪平贼后,鲍开茂探求安定地方根本之策。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监督地方修葺学宫,推广教化。他还深入田间桑林,规劝百姓开垦荒地,种植桑苗,所辖的三郡荒地,皆成沃壤。百姓乐足,皆称其德。
不久,开茂老母病逝,他回到故乡周村丁忧守孝。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守孝期满的鲍开茂起任广东肇庆道副使,同时摄理琼雷(今海南岛、雷州半岛一带)的事务。
也许是朝廷看重,也许是无人举荐,鲍开茂所任之所,皆是贫穷动荡之地。但到往何处任职,他都一往无前,毫无怨言。
肇庆多瑶族,琼雷多黎族,各族杂居,未沐教化,好勇斗狠之俗延续百年。几任官员,有心无力,皆不能改变旧局面。
可当地百姓听说前来的是曾多次剿匪,有雷霆手段的鲍开茂,竟互相转告规劝:鲍副使是平定湖西巨盗的参议,极会用兵,我等还是顺从教化,不再添乱为好。兵马未动,兴风作浪的恶势力已然服服帖帖,毋敢犯法。鲍开茂兼摄琼雷期间,不惜劳累,多次深入两地百姓中,身体力行化解他们的宿怨。两族百姓见其爱民如子任劳任怨,更是敬佩之至。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鲍开茂离开广东,调任数千里之遥的陕西西宁道。离任时,当地百姓勒碑纪念,以表敬意。“分守海北南道鲍公去思碑”,今存于雷州市附城镇大井村天后宫。
从华南而至西北,气候殊异,道途艰险,鲍开茂以父年老为由请辞不得。赴任途中老父病故,鲍开茂再次回乡守孝。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守孝期满的鲍开茂再起补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道,分管鄜延(今陕西延安)一带。鲍开茂上任后,立刻对延安百姓的生活进行细致调查。他走进田野,和农民交谈,了解税赋压力。当时的延安土地荒芜百姓散,蒿莱遍布没人首。荒山深谷,条件恶劣,“人不给于耕,耕不给于赋”。鲍开茂目睹此景,慨然而叹:“明末剧寇乱中原,皆鄜延人也,今此孑遗,可不思所以安辑乎?是非折亩不可。”于是作《折亩议》上疏督抚。
鲍开茂在奏疏中不揭丑也不虚美,实事求是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延属沙漠极边,所历多荒岩穷谷,加之迭罹冰燧,断井寒烟。”延安地近荒漠,夏季干旱冬季严寒,农事灌溉极难,百姓生活苦寒。贫瘠之地如何给百姓减负?鲍开茂肯定了此前实行的“折亩”政策,认为折亩“非可轻议增减者也”。“在昔四亩而折一亩或五亩而折一亩者,正念此硗瘠之地,凋瘁之民,胼胝余生,不忍重困,未可与畇畇原隰同日而语耳。”
鲍开茂不厌其烦地强调“折亩”的重要性,在于折亩是合理征收赋税的德政。折亩是按照一定标准折算贫瘠或肥沃土地的亩数。光绪年间吴中彦《重修广平府志》,仍在强调折亩的必要性,他引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的陈志说:“折亩之少者,其地犹中中,折亩之多者,其地多低薄,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原额,以摊一县之原粮,而贡役由之以出,故各县地之折算虽有多寡,而赋之均派则无移易,宜无不均也。”有了折亩作保证,贫瘠之地的百姓每亩能承担较轻的赋税,公平合理。
为了恢复陕北农业,延安下辖的一州八县展开了屯田开荒行动。然而官员为了政绩,擅自改变折亩政策,“昔之四五亩而折一亩者,各亩其亩矣,四五亩而办一亩之赋者,各赋其赋矣”。为了应付上级的考核,官员强迫百姓多缴钱粮,以致“穷民认虚浮而赔纳,辗转苦累,力尽骨枯”。鲍开茂目睹延安因官员造假而凋残,内心忧愤不已。他请求“去其捏报之数,计亩成粮,穷黎得免赔累之艰,则归输恐后,以见折正之举,实大利无害”。
鲍开茂不惜开罪众多同僚,其拳拳爱民之心,溢于言表,耿耿凌然傲骨,肃然起敬。督抚将其奏折上奏京师,“报可,于是三川流民归者数千家”。
对民生难处,鲍开茂时刻挂怀于心。对于一地文化,他也是颇加留意。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鄜州知州顾耿臣主持编纂的《鄜州志》编写完成。时任分巡河西道陕西按察司副使的鲍开茂和延安知府王廷弼、延安府推官刘翊胜担任该书鉴定。鲍开茂亲自为志书作序印行。在序言中,他借对志书的评价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治理理念:
夫列之以天文、地理,以备修省,以察险易,而敷施有道矣。详之以建置,以为城郭,以为居室,而民义以立矣。括之以田赋,以重食货,以安耕鑿,而民生以遂也。胪之以秩官,以景高山,以标周行,而利弊以分矣。参之以人物,见善而迁,入闾而式,而教任以行矣。广之以祠宇,通之以灾祥,综之以艺文,以正道术,以省疾苦,以资察识,而酌古征今,无不尽其变矣。此独为一鄜之书哉?以之治鄜而鄜治,以之治诸郡邑,无不可以治也；以之治鄜则鄜治,以之治天下九州,而无不可以治也。何也?法令,政治之体也；风化,政治之源也；文献,风化之本也。未有劝戒昭,而风化不树者；未有风化树,而政治不行者。赞夫子听武城之弦歌而爱人,易使之说,翁然学道,盖喜其达于政治之源也。是役也,借纪述以为弦歌,山高水长,化行俗美异日者,采风问纪,辅轩载觏,则此书亦可以赞,我国家休明之运于万斯年,共廖悠久。余故曰不独为一鄜之书也。
鲍开茂认为一地志书,不仅是刻印刊行的书籍,更是“法令风化文献”的汇总,承载着治民安邦的宝贵经验。所以“以之治鄜则鄜治,以之治天下九州,而无不可以治也”。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丁未十月,陕西巡抚都御史贾公见黄帝陵庙圮颓庙漏,“恻然弗自宁也,以檄河西副宪”。河西副宪即鲍开茂。清刘尔惮撰《重修轩辕黄帝庙募缘序》记载,副宪鲍公立即亲自诣庙谒览,见颓废景象,不禁感慨而叹曰:“事孰有急于此者乎!乃兹颓焉弗修也!”
黄帝陵庙作为华夏族的精神象征,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鲍开茂于是下令,立即庀材程工。太守王廷弼则曰:“是不可重劳民。”乃和鲍开茂捐俸资之。为整修黄帝陵庙,七位地方官员(陕西按察司副使鲍开茂、陕西按察司副佥事周云、延安府知府王廷弼、神木兼收同知英宗泗、署葭州事神木同知高显辰、靖边知县口口口、中部县典史汪兆焱)共捐俸银218两。同年十月,“大殿成,两门、碑亭,乃作唐宋元明碑序,列其中。然后周垣兴,必宫实枝,门宇辉焕”。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皇帝下令裁减天下风宪官员。已经宦海倦游的鲍开茂欣然奉裁而归。回乡之后,与同乡李文熙、刘孔中等致仕官员组织“五簋会”。簋是古代盛食物器具,圆口双耳。“五簋会”,意为天下治平,可以抛开尘世俗务,不图闻达权贵,只需饮酒吃饭,在调侃自谑中表明乐观豁达、恬淡自足的情怀。“佳节时令,折简相召,或试茗听歌,登临雅咏,香山洛社之风如再见焉”。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鲍开茂于周村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岁。
清初文坛盟主、刑部尚书王士祯为之墓表并铭曰:“猗公之才,允文允武,弦诵诗书,折冲樽俎,湖西誓师,歼彼虓虎,雕阴分臬,均兹税亩,九天雷电,三春膏雨,公之宏略,建牙开府,以写余祜。”
据《胜利村志》载,鲍开茂墓位于太乙门东(今周村区中和街小学附近),鲍氏族人称其为“观察茔”。茔地及义田合计占地八亩多,有“清诰授中宪大夫陕西河西道按察司副使夏生鲍公”神道碑一座,诰命圣旨碑一座,鲍开茂政绩碑一座,还有松柏数十株。至1916年,鲍氏四续家谱,松柏已有二人合抱之围。因经费不继,松柏被砍伐卖掉充当续谱资费,其后义田则卖给培德学校与医院。1961年,最后一位负责管理观察茔的鲍氏族人去世。“文革”时,鲍开茂的陵墓被平,石碑等则被盖房者埋于地下,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