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何以失败——兼谈北宋“朋党之争”

　自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进入比较安定的和平时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俨然一派盛世景象。这时候，宋仁宗满以为能够解决西夏的边患问题，于是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全面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宋军队三战皆败，同时国内还出现诸多兵变、叛乱和民变事件。

　　如此情势，引起有识之士忧虑与反思。所谓“盛世”恐怕名不副实，甚至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拿武备说，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军队，太宗时有66万，到仁宗时有了125万，军队数量成倍增长，而战斗力不升反降。再看吏治，宋代“重文轻武”，注重科举取士，随着文化教育发达，读书士人日益增多，朝廷为了安排他们工作，不得不设置许多冗官，早在元宝二年（1039年）宋祁就指出：“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如此人浮于事，不但没有提高行政效能，反而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官员俸禄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力图化解危机。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吕夷简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让他们主持朝政，“兴致太平”。 当年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这便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主要体现在范、富二人所提出十项主张里，具体内容分别为：

　　一曰明黜陟：即不明官吏升降制度，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绩与德行提拔官员，淘汰非才、贪浊、老懦者。

　　二曰抑侥幸：即严格控制侥幸做官的渠道（恩荫制），限制高级官员推荐自家子弟入仕的特权，防止权贵子弟垄断要职，尸位素餐，滥竽充数。

　　三曰精贡举：即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可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注重策论与操行，以录用有真才实学者。

　　四曰择长官：即合理选择各级地方长官，朝廷派员到各路巡察，考核地方业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曰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因此重新核定官员的职田，没有职田的官员，按等级给予他们，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六曰厚农桑：即重视农耕生产，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兴利除弊，兴修水利，防备灾害，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曰修武备：即改变现行蓦兵制，建议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先从京畿实行，再渐及诸路。

　　八曰减徭役：针对有些地方户口较少、民间徭役过重的情况，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同时让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署办公，让一些州城兵士承担部分杂役，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放回农村。这样，民众就不再为繁重的徭役所困扰。

　　九曰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查处；此外，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朝廷惠民政策的执行情况，防止阻隔皇恩的现象。

　　十曰重命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法令“繁而无信”的弊病，提出今后颁布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之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不难看出，以上“药方”可谓对症下药，意在整饬吏治、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除了恢复府兵制，因“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大多主张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得以施行。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替他担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岂能与一路人哭相比！？”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当然，任何改革总会对权力、利益重新进行调整与分配。庆历新政所推行的种种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个资深大员，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宰相吕夷简病退时，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没料想在欧阳修、石介的批评下，不仅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于是他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给予猛烈攻击。他串通保守势力，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还勾结太监在仁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私树党羽。一时间，关于“朋党”之说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很大。

　　“朋党”何以成为攻击对手的利器？说来话长，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历代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习惯以“君子”与“小人”评判人物，孔子说“君子不党”，反过来说，结党者即为“小人”。夏竦等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交“朋党”，意在将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划为“小人”。一旦将对方办成“小人”，我方便占据道德制高点，因而获得道义上的优势；既然对方是结党营私、品德恶劣的“小人”，那么驱逐或法办他们就是理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终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俩，促使仁宗下定决心，于庆历五年初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逐出朝廷，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让家中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许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毕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况且范仲淹做过戍边统帅，是文武兼备的全才，如果放手让他推行新政，日后功高震主，甚至黄袍加身，这样于我个人或赵家何益？！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无奈的决定，打发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职，并中止新政。

　　回头反思，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也是情势使然。当时情势是，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是因为使用者心知肚明，宋仁宗也有私心，也有其核心利益。在他们看来，只要仁宗信任并支持范仲淹等人，想要废除新政绝不可能；所以，他们要绑架当今皇帝，指控范仲淹等人为“朋党”，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宋仁宗虽为天子，也有其平庸自私的一面，为确保个人的核心利益，宁可放弃国家长远利益；只要自己在位期间混过去就行了，至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反正与我无关。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观念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孔子认为：君子不党，小人结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不管儒家思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枪，导致新政、变法失败，一个安于现状而不能锐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兵打垮，丧失半壁江山。

　　范仲淹到底是富有胆识的政治家，在那个年代敢于提出“君子有党”之说。遗憾的是，宋仁宗却不能接受他的理论，更不能允许他进行“建党”实践。假若宋仁宗允许范仲淹及其反对者各自建党，两党公开竞争，相互博弈，谁能富国强兵，谁就上台执政，这样中国的政治文明岂不领先英国五六百年。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决定这样的政党政治不可能产生。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