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前的山东乡村建设
王冠军
自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止，我先后在邹平、菏泽、济宁参加乡村建设工作，本文所叙述的多是亲历、亲见。但因年老记忆力差，手边又缺乏参考资料，姑就记忆所及，择其主要旨叙述一个大概情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县实验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由河南村治学院脱胎而来，先是一九二八年在河南省有河南村治学院之创议，次年成立于辉县之百泉，又次年适逢蒋、阎、冯中原大战，该院被迫结束。其创议者为河北大城梁式堂（建章）、山东郓城王鸿一（朝俊），以及河南本省人彭禹廷（锡田）、梁仲华（耀祖）、王炳程（怡珂）诸先生。他们是痛心于战乱频繁，外侮日逼，打算以乡村建立民众自救、自卫、自治之根基，曾有《村治月刊》出版于北京，以事宣传。当河南村治学院结束时，原来的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他愿意在山东地方继续进行村治学院的那种社会运动。于是，河南村治学院梁仲华、梁漱溟诸同人来鲁商议，以“村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之通俗易晓，遂定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推定梁中华、孙廉泉（则誏）分任正副院长。我即于是年（一九三一）夏初，以军事训练主任的名义参加了该院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又被聘为该院副院长。当时心情大为不安，因为我是个军人，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学术，和那些国内知名的专家们共同领导这样的新型学校，实在感到勉强。不过当时有学问有资格的人都是往都市里跑，走升官发财之道，尤其军阀们争夺地盘经常打仗，只有破坏乡村那有建设乡村的呢！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诸先生们，不怕劳苦，愿到乡村去办理乡村建设事业，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他们就起了敬重之意，从此也就死心踏地地追随诸先生之后贡献出个人一点力量。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工作内容上有不同于河南村治学院的两点：第一点，在河南主要是训练从事乡村工作的人员，而此则多是学术研究工作；第二点，学术研究必须通过实地试验，所以山东省政府指定邹平县为试验区，隶属于研究院，凡有关乡村的经济、政治、文教种种设施都在此加以试验。因之研究院的各部组织主要为三大部分：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
三、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的任务约有两项：一项是普遍地提倡这种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一项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该部研究生的招收，以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为合格，研究程序先作一种基本研究，那便是乡村建设根本理论的研究；次则作分科研究——随属各人已往学术根底和兴趣注意的不同，自行议定一科或数科研究之。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研究部招生三十名，以山东藉为限（因一切费用皆由本省借给之故），外省自备资斧请求附学者亦得酌量容纳，计先后来附学者亦有十余人。
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一职始终由梁漱溟先生担任（后来他担任院长仍自行兼任），训练部主任一职是由陈亚三先生担任的。关于训练部的事情大致如下：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自然是要就地取材，所以其条件：（一）世代居乡，至今其本人犹住家在乡村的——这是为他不失乡村生活习惯，尤其要紧的，为的是他谙熟乡村情况；（二）曾受过相当教育（略如初中），具有普通知识的——非有知识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能为公众做事；（三）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这是因为年富力强可以有为，而又不要其太年轻。大概如能具有此三条件的人多是在乡村教过学或曾任乡村公职者；又或是有升学在外或作事在外新回乡的，其中可能有些英俊之士，但於乡村情形不免稍有隔膜，对这两项人，均非经一度训练后不能担任乡村建设工作，此所以有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之设。
训练部的课程内容分五大部类：
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它。这是当时不可少的科目，可以借着阐扬总理遗教来发挥我们乡村建设的理论。
乙、乡村实际服务的精神陶练——要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锻炼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尤其要紧的是教以谦抑宽和处己待人之道。
丙、乡村自卫方面的知识技能——此中概括自卫问题研究，军事训练及拳术等。
丁、乡村经济方面的知识技能——此中概括农村经济问题，信用合作、消费合作、生产合作、簿记、社会调查及统计。农业常识及技术、农产制造、水利、造林及其它。
戊、乡村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技能——此中概括乡村自治组织、乡村教育、户籍土地各项登记、风俗改良、公安卫生以及现行法令、公文程式等目。
以上列举的科目不是短短一年期间尽能学习的，而且也难请到那许多专家教师，不过在历届训练部前后课程设备多有增减不同，大致不出上列范围而已，例如：某一届训练部曾请到定县李子堂先生教凿井技术，那么就在课程中设有此一科目，又如请到了南京大学农学院助教金某先生来邹平设厂制造酱油，那便属於课程中农产制造之事了。
训练部招收学生特别仔细，先由招考委员会分组出发到预定各县（每一届招生有其预先指定的县分），召集当地人士宣传乡村建设的意义和本院一切进行的办法，唤起地方上人的同情了解，而后再分区就地招生考试。学生入学后，以四十余名为一班，班置班主任及助教各一人，班主任对他的这一班学生之身心各方面活动，皆有指导照管之责。凡学生精神之陶炼，学识之培养，身体之保育锻炼等，因而有各样的课程作业，但必以班主任的指导照管作为训练的中心，所以班主任有“应与学生同起同居共饮食”、“以时常聚处为原则”的规定。学生每天都要自己写日记，由班主任阅改。各班学生成立其自治团，凡经本院划归该部自行办理的教务、庶务、卫生清洁等事，都是在班主任指导下进行自治，各班主任之上，更由训练部主任总其成。
训练部课程以一年结束，所以这一年是不放假的，不但不放寒暑假，并且星期例假及一切纪念假日都没有。一则因为课程多，而修业期短，不得不加紧进行；一则是农家生活原没有放假停工之说。本院期在养成乡村服务人才，于此不合农业社会的习惯者，应予矫正。在此一年之中，每日二十四小时生活，依昼作夜息分为二大段，排定公共生活时序表，全院遵守。例如自某时起床，盥漱、朝会、拳术健身、早餐、作业、午餐、作业、晚餐、洒扫、作业，写日记、夜息为止，大家同作同息。计午前、午后、晚间三个作业段共八小时，这生活似太紧张，行起来却也很自然，因各科作业包括种种活动，不一定是讲课读书，尤其是星期日多为院外活动，如野外操练，巡回讲演，乡村调查等。
训练部第一届就归济南道二十七县办理，以后分期次第举办，期于全省各县都有受过训练的学生回至本县从事乡建工作。对于回县工作的同学于本院内设有“乡村服务指导处”，不断派人巡回指导，例如梁漱溟先生和我本人均曾分赴济南附近各县加以视察指导。指导处有定期刊物一种，为各地同学与本院联系通讯，随时解答各种问题。
研究院另有刊物一种，即题名《乡村建设》，每旬一期，内容除报道本院及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之外，间有理论文字发表。
研究院院址在邹平县城东关外，其东南半里之遥（在黄山下）设有农场一处，计有官地二十余亩，又租地四十余亩，以农作物育种、改良畜牧、提倡合作为其主要事项。育种之中以“脱子美棉”为首要。在畜牧之中以推广“波支猪”为主。此外养鸡、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养蚕种种均有；并有畜牧防疫处设备，曾延聘兽医专家王某先生（湖北人）前来讲习传授技术。训练部有关农业常识及技术之课程，即由农场主任及技术人员担任之。
至于院内教务、总务各行政以及图书馆等组织设备，于此就不复述，以下叙述实验区。
当研究院建立之初，山东省政府虽曾指定邹平县为其实验区，县长人选亦由院方推荐由省府任用之。但格于当时中央及本省种种法令，未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各种试验工作。嗣于一九三二年冬南京政府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南北各地乡村运动领导人物均被邀参加。在会议上，通过了“县政建设实验区”的提案，由内政部通知各省得自行选定地区进行实验。于是山东省政府除于邹平县外，并划定菏泽县同为县政建设实验区，从县政府以至乡村基层一切地方行政，地方自治以及教育经济均得自定方案，进行研究实验，这两县同样隶属于研究院。自此以后，院方除又增多一实验区之外，乃享有在邹平自行设计进行实验之权，除菏泽方面的实验工作另记于后外，这里就邹平县区的实验方案略加叙述如下：
在整个方案中，原包括县政府之改组一层，但其细节不复记忆，只好从略。大约其要点为裁局（财政、公安、教育、建设各局）改科（于县府内分设五科），以期事权统一，集中办公，提高行政效率。这里主要叙述的是县以下取消区、乡、镇各层级的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这是邹平县实验方案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为了推动社会，以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以教育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以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当时有“以教统政”“政教合一”及“学治主义”等说法。具体言之，邹平全县共分十三个乡，于乡设乡学；乡之下为村，其数多寡不等，多则一乡有十几村，少者只七个村也为一乡，于村设村学。当然村学为基层，而乡学为其上级，在内部组织构成上，村学乡学大致为同一形式。以村学为例，全村男女老幼皆为村学的学生，称曰“学众”，主持办理村学的有“学董会”，其人数在十人左右，其人选则经过辅导员（这是实验区派驻在乡村的）在村内物色后，更在群众中酝酿成熟，然后全村开大会选举产生。从学董会中再推选出一人为“学长”（大致是齿德并茂者），又一人为“村理事”（大致是精干有为者），学长为全村师表，领导着全村的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是村学乡学中最要紧的一句标语口号。但他都不负事务责任，事务责任由村理事在各学董共同协助之下来担负。对内外代表本村接洽一切事物。村学内自然要有教员，教员则不必是本村人，教员大多经实验区县政府教育科介绍而来，或是学董会自聘由教育科核准的；同样的，乡学即以全乡各村的男、妇、老、幼为其学众；乡学有其“学董会”、“学长”、“理事”和“教员”，一如村学，不过其范围既大，学董和教员人数多一些，其人选高一层，如是而已。这样整个一村俨然象一个学校，整个乡也象是一个更大的学校，这便是所谓“社会学校化”。
村学、乡学在“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下。一面进行着个人的教育工作，一面进行着社会的改进工作，有如当时规定的办法所说：
“村学受县政府及乡学的领导、辅助，视其力之所及，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设立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之其生活必需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
（乙）相机倡导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或早婚等），兴办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如农业改良，组织合作社等），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乡、县）之进步”。
这里所说的成人部、妇女部便是通常所谓“民众学校”，其儿童部便是通常所谓“小学部”，教员不单是在这里负责教学，更重要的作用乃在要他帮助学董们讲求和进行此一村的从生产上以至生活上一切改良进步之事。倡导知识分子下乡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去到村学、乡学中充任教员。乡学所作的事同样分为对个人的教学和社会的改进这两方面，其所不同于村学的，则是直接受到实验区县政府的指导和辅助。在个人教学上程度高于村学，例如：村学儿童部只相当于初级小学，而此则为高小了。其他可以类推。在社会改进一面，包含了县政府通常指令各乡所作的那些事情，换句话说，乡学村学同时兼有下级行政机构的性质，它代替了通常的乡长、村长，不过我们把行政上的强迫命令转化而为社会教育和社会运动，力求广大群众日进于自觉和主动就是了。
在邹平全县的乡学都算建立了，至于村学则尚未得普遍成立，大约一乡只有两三个村学成立，在未成立村学的各村暂沿用其旧日村长制。
在设立村学乡学的条文规定中：有“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两句话。这就表示有很大的伸缩性，而不求其机械整齐划一。这不但为了各村各乡情况不同，不应强求其如何如何，更为了授权其本村本乡乃能诱进于地方自治之路。所以乡学村学的教员和上文所说的乡学辅导员最要紧的任务，是从旁启发学家对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和帮助各学董和衷共济，使众心翕合，发生团体之作用。只有发生团体作用之时，才算得是地方自治。
再说到邹平村学、乡学的实际工作，如识字运动，如劝妇女放足，如戒早婚（此为邹平一严重问题），如戒烟、戒毒，如讲卫生，如造林，如推广猪鸡良种，如为耕畜打防疫针，如凿井……这里均从略不谈，只就记忆所及，择要略述其农民合作运动。在各乡学村学，因环境条件之不同，提倡举办之合作事项因之而异。如邹平第三、第四、第五各乡系蚕桑区域，遂有关于蚕桑之讲习训练，同时倡导养蚕、缫丝合作社；又如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乡为植棉区域，遂有关于植棉之讲习训练，及倡导合作、轧花、打包、运销。此外尚有“组织合作”“林业合作”以及共同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之举。此中棉业方面，先从推广优良棉种入手，其产量不但比原来有土种增产很多，而且系属长绒棉、曾送请上海华南纱厂联合会检查鉴定，认为可纺四十二支细纱，其品种在“灵宝花”之上。但各农户若各自销售，则数量有限，並不能取得善价，只有组织合作社，共同轧花、打包、大量销售才能引起纱厂重视，取得高价。当时合作轧花还是散在各村学，而集中在孙家镇设厂打包，在孙家镇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总社”（孙家镇古时地名梁邹），总社代表各村合作社向银行贷款，以便周转灵活。从一九三二年把历年均系中国银行之“中棉历记公司”供给贷款，因产量一年一年增大，周转数字亦巨，引起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注意，亲来邹平孙家镇参观。那时国内纱厂多是纺粗纱的，只有青岛华新纱厂能纺高级细纱，特需此种长绒棉，遂尽为其所收购。华新尚嫌不敷所需，在实验区亦有繁殖此种棉花推广于全县以至邻县之计划，抗日战争既起，一切均成画饼。
邹平以村学乡学来推动的社会建设事业约略如上，在实验区尚有两项工作，一是乡村自卫、一是公共卫生，略述如下：
当一九三一年我们初到邹平时，其地方治安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因为靠近周村（胶济铁路一大站）多有日本浪人勾结地痞流氓，贩运毒品，引起娼赌盗匪，而在闵家集（邹平西郊—集镇）驻有地方团队约近百人，系属雇佣性质，习气恶劣，拥有八九十支枪械，名为保卫地方，实与走私盗匪相通，尤为心腹大患，非把他们缴械解决而代之以本地农民子弟，轮流服务，自己保卫家乡的办法不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件事总算平稳的办成了。今我已不能举其详，唯略述大意：
一、征调训练：凡农民年满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分期征调入伍，受训两个月。在此两个月中，前一个半月不分何乡全县混合编队，后半个月则分乡分村编队，乡有乡队长，村有村队长。为此，一般队员训练，但须先储备其骨干分子，骨干分子即指队长、组长而言。队长系由各乡选择本乡内年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高小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者保送四名到县，经县里考试保留二名，予以四个月之训练，结业后派充当队长、乡队副。村组长则由其本村队员互选正副各一人，这些队长所受训练均甚粗浅，于其任职以后仍有时调集来县予以补充训练。
二、编制服务：以乡为队，以村为组，层层相维，节节相制，确立为其地段部队，已见于上。在全县，县长即为总队长，队员受训后回乡，各安本业，不需武装，只有奉到征调及会操命令时，乃由村组长率领整装出发，遇有水火盗贼之警，随时听候队长组长号令行事。村组长在本村受村学理事节制指挥服务，其本人并不完全脱离生产，在生活上只每月略有补助，乡队长、队副则须武装驻于乡学，听乡理事指挥，各备自行车一辆，时常出外巡查。
三、集合检阅：每月各乡定期举行“乡射礼”（亦称打靶会）一次，全乡各村队员齐集开会，先由乡学长讲话，次由乡理事报告工作，对于各村应办而未办之事分别提出诰勉，各村有应兴应革事项亦由村组长提出请示，同时列席的各学董教员亦得发表意见或讲话，会毕聚餐。午后在乡队长指挥下，开始打靶，校阅武术。此外每年双十节全县集合举行大检阅一次。又分区（几个乡合为一区）检阅，每年两次，春秋各一次。由县长亲临指导举行之。
在全县壮丁都经过训练并纳入组织后，地方治安，人人有责，在乡队长、村队长督导之下，盗匪及贩毒者基本肃清。此组织薪饷费用极为有限，却收到了较良好的效果。此时原有之公安局、民团队部、政务警察三部分一律裁撤，除将其中比较可用人员酌留三十名编为“行政警察队”负责催粮、传案、值岗、稽查等事外，全县只有四十名比较集中的武装力量，名为“地方警卫队”。这四十名即从受训农民中选拔出来，服役四个月，期满归农。如此轮流值勤，即所谓“寓兵于农”。全县为兵力者虽只有此数，却远胜于大批军警之驻扎。
实验区内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稍后于其他工作，它是始于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主持这项工作的为卫生院。卫生院直属县政府，同时又为研究院的一个实验研究单位，并给院内训练部担任卫生课程。当时医学界的风气已经注意到公共卫生，特别是乡村公共卫生方面，所以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当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他们以邹平为乡村卫生实验基地，我们的卫生院长也给他们担任公共卫生系的课程，同时他们对我们卫生院在医疗技术和设备上予以后援指导。还有南京政府的卫生署对于我们也给予奖励补助费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卫生院内部组织分为保健、防疫、医务、总务四组，保健组下分妇幼卫生、环境卫生等股，防疫组下分传染病管理和防疫注射股，医务组下则分医院门诊、巡回医疗等股。此外并设有卫生教育委员会和医学实习委员会等。卫生院和它的医院设在邹平城内，在各乡则分设卫生所。
卫生所原计划在全县十三个乡各设一所，但一时人力财力有所不及，第一期先后设立了六个乡卫生所。卫生所隶属于乡学，但其业务和技术方面则受卫生院的直接领导，其人员、医药、器材也直接由卫生院供给，卫生院并经常派人到各乡协助工作。卫生所的工作一方面是普通疾病的门诊和巡回治疗，重大疾病的护理和转院；一方面是学校卫生、妇幼卫生、预防注射、传染病调查等项，通常是上午门诊治疗，下午搞卫生工作。
为了给卫生所培养人员，先后开办训练了两班卫生员约三十余人，训练期间为一年。在第一批结业后，成立了第一期约六个乡卫生所，在第二班将要结业并成立其余的各乡卫生所的时候，因日寇入侵而停顿。
为了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卫生院又开班训练接生员（产婆），截至一九三七年九月，先后训练了约一百名接生员。每人发给接生箱一个，并且以后继续免费供给其所应用的药品材料等。在接生员之外，还训练了一班妇幼卫生宣传员约三十人。
在学校卫生方面则于“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内增入一门卫生课程，因而卫生院和卫生所去进行学校卫生工作时，就比较容易开展起来。在县的实验小学内，成立了卫生室和卫生队，并由卫生院派人担任卫生课，在有卫生所的乡学里，虽不再设卫生室，但也都有卫生队和卫生课。
齐鲁大学医学院高年级学生的乡村卫生实习工作，都在邹平地方进行之。每人实习一个月，轮流住在县卫生院和乡卫生所，受卫生院的指导，担负一定的具体工作，并接受一定的课程讲授。
关于防疫工作，每年春秋（主要是春季）举行种痘运动，其对象主要是婴幼儿和小学生，每年夏季则重点地举行霍乱预防注射运动。其预防注射如伤寒、白喉等则在门诊进行之。还有夏天肠胃病流行期间进行井水消毒工作。
关于医疗工作，医院内设有病床三十张，并有手术室、化验室、药房等，每天门诊诊治约五十至一百人次。每逢庙会举行巡回医疗。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应付战时需要，我们举办了救护人员训练，受训者约计五十人。
研究院所属第二实验区——菏泽实验区
一九三三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我担任鲁西菏泽民团指挥的工作，当时不到一年，对于菏泽实验县的乡建工作，仅知其梗概。
鲁西菏泽县在一九三二年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后，于一九三三年被划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二实验区，以副院长孙廉泉调任该县县长，并同时设立分院于菏泽，由孙廉泉任分院长。实验区于七月一日开办，而八月十三日黄河决口，淹没村庄一千四百余处（约为全县十分之七），故第一年大半为救灾工作，其后着重在乡村自卫训练，而先之以县政改革。一九三四年冬，孙廉泉调任鲁西十县自卫训练指导专员，改由陈亚三接任实验区县长兼任分院院长，现仅就菏泽所行之县政改革及乡村改进两方面分别略述如次：
菏泽幅员之广三倍于邹平，人口四十二万有奇。邹平一向列为三等县，而菏泽列为一等县。在县政改革方面，早经明定裁局设科，即将财政、建设、教育三个局改为县政府第三、第四、第五各科，但事实上并未移入县府办公，仍保持其各自独立状态，其经费预算及对外关系亦如旧。县各科长多由地方人士充任，各树党羽，隐分派系，对于其所属机关所管事务并不能认真讲求，而终日在互争权利之中。实验区成立之后，立将各科移入县府，集中办公。各科原有经费亦并归县政府预算，不再分立；各科所属不少骈枝机关，例如县民众教育馆、度量衡检定所、合作社指导所等等，概行撤销，统归一个县政府，完成行政组织简单化，行政效能于是大增。又将公安局、民团大队部及联庄会三个系统合而为一，原有警士七十名，民团团丁三百一十名，经过淘汰，留下一百人，编为县警备队，直属县长，不另设机关，盖在地方治安上，以乡村自己为主，不复依靠雇傭之警兵也。
在行政组织改革后，地方财政因而得为合理之分配，原来县地方收入年达二十一万余元，几全为农民所负担。在此改革之前，机关林立，用人甚多，糜费审大，计算当时用于城区者十四万有多，而用于乡区者不过六万余元。经此改革，城区只有县政府开支四万元，警卫队二万元而已，所余将近十五万元概用于乡区，是则取诸农村者仍用之于农村。
在县政府开支之四万元，其数字固较前没有增加，但预算制度大有改变。当时山东各县经费列为大县一千五百余元，中县一千二百余元，小县不及千元之数，定额如此，实际不敷开支，上级政府亦明知其不敷，乃不于预算上量为合理增加，却以“税收奖励办法”暗中为之弥补。例如，经征田赋提成百分之三，契税、牙税、屠宰税等提成数目尤大，征收超额者且另给奖金，如是形式上虽然定额开支报销，而实际上由县长开支包办，县长为免于亏赔，为自身利益自不得不毕其心力于聚敛之途，而不遑他务。实验区成立，一面将一切必不可少之开支，一一编列预算，而同时将所有“税收奖励提成办法”亦概行废止。收入支出列明核实。
菏泽全县分二十个乡，各乡设“乡农学校”，是为改进乡村之中心机关，各校有“校董会”，罗致此一乡领袖人物以便推动全乡群众。校长由县聘任，校内设总务处和教务处，盖乡农学校代替旧区公所，乡公所而为下级行政机关。实验区一切政令皆经由乡农学校而下达，总务处即应于此种需要而设，教务处则辅助校长办理教学方面之事，教学方面分高级、普通、小学三部。小学部即一完全小学，并负责指导一乡之各村小学；普通部按乡村问题开班，如乡村自卫训练班，机织合作训练班等皆是，其修业期限各不一样，如自卫班四个月，机织班三个月，铲除黑穗病班三天，均按照问题需要的技能，定其修业的期限；高级部则招收高小毕业程度以上者进一步培养，期望其为乡村建设之骨干。
菏泽实验区工作略有成效者即在乡村自卫方面，自卫训练班属于分校普通部（见上），乡农满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均依次征调受训，此项青年农民全县约有六万余人，每期征训一千人左右，四个月训练期间内，除军事训练外，实为一种成人义务教育，其课程有识字、珠算，农村问题，精神陶炼等。各校自卫班时常举行会操，毕业后又组织同学会，以联其友谊，除农忙外，每月各有定期集合，每年又有县府规定之春操、秋操，全县俨然完成自卫网。
以济宁为中心的大实验区及其他工作
山东乡村工作肇始于邹平，第二步即发展到菏泽，第三步即发展到济宁。以济宁为中心而包有鲁西十四个县的一个大实验区，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季设置的。是时我接到韩复榘的命令，取消民团指挥部，充任这个实验区的区长官。在这十四县里，先择鄄城、郓城等县为重点，推行上述菏泽见有成效的：（1）县政改革；（2）乡村改进两项工作，然后依次推行到其余各县。其工作内容同于菏泽，即不再重述。在此两项工作中，当以后者为重要，即是在县以下分乡，各乡设立乡农学校，作为乡村改进的中心机构，其校长、教员等皆由研究院训练部结业学生充任之，並由曾任训练部教师者任巡回视察、指导工作。工作进行倒还顺利，不幸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黄河又在鄄城，临濮集决口，虽急速调集附近各县民工抢救，而连日大雨，堵口无功，十四县莫不受灾，受灾害最严重的是菏泽、巨野、郓城、嘉祥、金乡、鱼台、济宁七个县。当时山东省政府决定把灾民移出灾区，分别安排到其他各县。例如菏泽、郓城灾民则分住聊城方面，济宁、鱼台等县灾民则分往东南方面安置，这项工作十分艰巨繁难，全靠乡农学校这一机构及其训练组织的农民来做，尚称得力。我因日夜忙于救灾移民工作身体不支，于八月辞职休养。
就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寇谋我华北甚急，酝酿其所谓“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其五省中包括山东，三市中包有青岛在内。我们乡村工作人员不能不亟图应付，这一应付自不能不取得山东当局韩复榘的采纳，而后施行。大约从十月到十二月经过两三个月，向韩复榘建议，共同策划，订出所谓具有“国防意义的一个三年计划”。此计划仍以上述菏泽见有成效的那两项工作为主，而稍有所增改，约言之如次：
甲、地方行政改革：为顾到战争爆发后难于一个省政府指挥全省一百多县，特于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专员区，划全省为十个区，分三年次第成立行政专员公署。第一年成立三个区，第二年成立四个区，第三年成立三个区。在成立专员区的同时，其区内各县即按照上述“县政改革”进行其改革工作。县以下裁区长及区公所而划分为若干乡，各乡成立乡农学校，代替基层行政机构亦如上述。
乙、民众自卫训练：按照上述菏泽训练自卫办法在乡农学校进行民众训练，但这只算初级训练，其高级训练则抽调精壮集中于行政专区办理之。
以上计划议定后，从次年（一九三六年）一月实行，于是成立以济宁为中心的第一专员区，以菏泽为中心的第二专员区以临沂为中心的第三专员区。第一区专员由梁仲华任之，第二区专员由孙廉泉任之，第三区专员由张里元任之。第一、二两区各县的乡农学校已经成立，不须费事，第三区各县的工作在研究院和第一第二两区协助下次第进行，亦无多大困难。
但为了第二第三年成立其他七个专区的乡农学校，必须预备其干部人员，按照计划，在济宁设立“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调集八个师范学校将届毕业生约八百人予以八个月的训练，训练处由教育长主持，教育长由梁仲华兼任。
在训练过程中因为师范生既具有一般常识和有关教育的知识，所以主要就在启发其乡村建设意识思想，并特别阐明广大乡村在抗敌斗争中意义，恰在训练过程中而“七·七”事变爆发。此课由梁漱溟主讲，同时也有军事训练科目。
一九三七年是“三年计划”的第二年，增设鲁西、鲁北、鲁东各方面四个专员区，约四十个县的乡农学校，均由此项受训师范生前去组织成立的。
在济宁除了大实验区和集中训练八校师范生之外，还有通过“中国乡村建设协会”与国内各学术团体和其他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所进行的那些工作。
当抗日战争前的那十年间，由于乡村崩溃日趋严重，影响百业，所以乡村建设和复兴农村的呼声日益高涨。乡村工作虽是星星点点，却已遍及南北各省，所以曾经有几度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之集合和“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之组织。学会的成员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但莫不各有其所代表单位，例如，梁仲华先生等即代表山东乡村工作而参加，晏阳初先生即代表“平教会”而参加，黄炎培先生即代表“职业教育社”而参加，如是种种。参加学会的更有南北许多大学和学院，如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当时为农学界的重镇，其院长谢家声、章之汶等均参加在内，他们为了研究农业改良上种种问题，便与我们合作，在他们足藉以得到技术指导，又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廉、方显庭诸先生，为了调查研究社会经济、手工业、商业等问题，也与我们合作，以便借地进行其工作。而我们从他们的调查和研究中也可以了解自己地方社会情况。还有南开大学张纯明先生及一位冯先生，金陵大学的马博庵先生，都是研究地方行政或政治的，他们愿意就着我们实验区县政府考察研究种种问题，在彼此合作之下，也有利于我们工作的改进。又如燕京大学社会系杨开道、许士廉、张鸿钧诸先生，为了进行社会学的研究，都曾来山东参加我们的工作。又如代表“华洋义赈会”的章元善、于永滋两先生，曾在华北农村办理信贷多年，也来参与我们的工作，共同致力农民合作运动。更有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的顾毓琇、施嘉炀诸先生，也与我们合作，进行地形测量等项工作。所有这些方面的合作关系，均通过乡建学会而来，所有这些工作，不完全在济宁，但大半是在济宁的，应该附带说明。
结束语
山东乡村工作以研究院为总机构，院长为梁仲华先生，后为梁漱溟先生。在日寇侵逼之前，梁漱溟为时局奔走南北，于“七·七”事变后，乃至“八·一三”上海抗战后，犹在济宁讲课，但当敌人过黄河后，研究院势不得不撤退，六月十六日梁漱溟先生离开了邹平，以院务副陈亚三先生代理，办理结束撤退事宜，半个月后陈亚三先生也离开邹平回到菏泽。时韩复榘已退到曹县，大局颇为混乱，我们偕同陈亚三先生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了。我自参加山东乡建工作时起，由邹平而菏泽而济宁，未曾脱离乡村建设的范围，在回忆中尚能如实的加以叙述，只为求不谬于史料搜集之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