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35年《二十今人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二十今人志》图书）

梁漱溟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愿意把我心里的老师写出来。只是这样写出来，不说好，不说坏；否则，非“标榜”，即“背本（背弃根本）”也！

先说一段故事。他的侄女出嫁了，新姑爷是他的得意门生[1]；于是便请他训词。他说了一段夫妇应当相敬如宾的理论后，举例说明之：“如像我初结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手指着在坐的太太[2]——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泡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话还没有完，忽然太太大声的叫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太太很生气了，他便不再说，坐了下来完事。“无论什么到他嘴里都成了哲学”，这是一个生动的评价；他是哲学化了人生的。

但我们明白，单是嘴不能成就哲学，梁太太的这句考语只算是就其外现者言之吧了。漱溟先生的嘴，的确也不坏，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众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的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zhāo 同“招”），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后，你必得点头承认，不由的说：“他思想真周密！”

所以我说他不单是嘴好，要紧的是思想周密，肯用心。我觉得哲学家之所以异于人者，肯用心而已！所谓观察深刻，见解高超，思想周密……一切哲学家所必具之特点，均可由肯用心训练出来。一事一物，在旁人不成问题者，哲学家以为成问题，研而究之，哲学以出。其所以成问题不成问题者，在肯用心与不肯用心而已！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就得想；问题未得解决前，他比什么还要痛苦；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告诉我们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这位小老哥一生就是找问题，想问题，钻问题，解决问题，又生问题，循环无已。

漱溟先生无时不在问题中，无时不是很用心的去求得解决问题。因为他用了心，很周密的想过，他的结论自然为他宝贵，咬得极真极透，不轻易因为人的反对而动摇；那就是说他有时过于固执与夸大。他是见得到，说得出，信得及，做得真。等到若干时以后，他自己感觉到不对时，他也可以很快的改变，改变到和以前相反的方面去，于是他又可以说出他转变了的这一套来，叫人首肯。梁任公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漱溟先生是今日之我常新，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的。有人批评漱溟先生的哲学前后不对嘴，其实这正是他的可爱处。他常常说起以前的那里不对，那点理论不通，幼稚；他一样的说他前后不对嘴，他说：“前后一致那是说永远的错误”！

我们说漱溟先生是哲学家，其实他并不如一般哲学家们的大谈其哲学；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努力于现世的人。他对于现社会的热忱恐怕很少人及得他。我们不会忘记了“五四”前后有一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小册子传诵遍了知识界，那便是漱溟先生的热忱的流露，他痛嫉[3]当时社会的污浊而毅然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他主张接受西洋文化，他也主张复兴民族精神。

他曾经一度——七八年的长时间——暗中出了家，到现在还以不茹荤为习惯。我们说他出家是指出他心理现象和思想的归趣言，形式上并未和俗人两样。《印度哲学概论》便是他研究佛学的发表为书者，后来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他的思想便开始变迁，直到现在的“乡村建设”。

这变迁很简单：因为人生问题感到烦闷，便往佛学中走进寻、稍有所得，便徘徊忘返；可是佛学能救一人，而不能救天下人，他便研究到儒家和西洋哲学，发现东西文化之趋异，亦即发现了今日中国问题的主因。他以为中国百年来的所以混乱，是东西文化相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组织构造的崩溃，所以一切都陷入无秩序状态中；要中国有办法，根本上是建造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新社会秩序必然是东西文化的沟通调和，必然是中国绝对多数的农民自动起来本着固有民族精神，容纳外来科学技术以组成一最进步的团体。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本此意念而努力。他抛弃了都市生活到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去——邹平。他很高兴的天天念着为中国开前途。

漱溟先生是很崇信中国的儒者之道了。现在，他由出世的佛家转到入世的儒道；由全盘接受西洋文化转到复兴中国民族精神，这点使赞美他的人赞美他，攻击他的人攻击他的。他酷爱和平，想在维持现状的和平下培养民族生机，有人说他是不免太中庸了些；但我很赞成他，甚至于他再信佛开佛会，跪在佛前祈祷赐给和平，以待乡村建设的成功，我也赞成。我也是只求和平的人，和平得到了，什么都有办法了！

他还有个性格，就是不很会生气，而且相信人人都是好人。他讲哲学会转弯，可是他待人却是直来直去。他有一种诚恳的微笑，使见者有很大的感动。分明你想去欺骗他一件事情，到了他面前时，你便不由的会把实话说出来了。关于这，他很满意，他说：“我相信人，可是我也没有吃过相信人的亏。”自然，他是老相信人，他永远不会觉到吃亏的。有些人说他是个怪物，很神秘，我不承认这话。我只觉得他是个平常人，一举一动都不超出人所应有之外；在他旁边，可以得着不少的道理，可以得着日常生活最好的处置法。他有宽容，有谦虚。我最爱他的两段话，顺手抄在下面：

对方即与我方向不同的人，与我主张不同的人，我们都要原谅他，并要承认对方之心理也是好的，不应作刻薄的推测。同时，在自己的知识见解上要存疑，怕也不必都对。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之知识见解，常感觉自己不够，见闻有限。自觉知识见解低过一般人，旁人都像比我强。这种态度，最能够补救各种不同方向（派别）的彼此冲突之弊而互相取益。冲突之所由起，即在彼此都自以为是。如此，则我不容你，你又妨碍我，彼此牵掣牴牾，互相折毁，无非是各人对自己之知识见解自信得太过，对对方人之心理有过于刻薄的看法，而有根本否认对方人的意思。此种态度，为最不能商量的态度。看不起对方人，根本自是，就不能商量，落于彼此相毁，于是大局就不能不受影响了。故彼此都应在心术上有所承认，在人格上有所承认，只是彼此所见尚须商量。彼此能商量，然后才可取得对方之益，达于多分对的地步。我每叹息三十年来各党派、各不同运动的人才，都不可菲薄。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此缺点就是在没有如上面所述的那种态度。对对方不能相信相谅；而且自己又太自信。所以虽是一个人才，结果，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毁在哪里？就毁在态度上。人生本来始终脱不开与人互相交涉的。越往后，人生关系越复杂，越密切；彼此应当互相提挈合作，才是对的。可是和人打交涉，相关系，有一个根本点，就是：必须把根本不相信人的态度去掉。把我们说的意思放在前头，才是彼此相往来的根据；否则就没有往来交涉的余地了。如从不信任的地方对人，就越来越不信任人；转过来从信任人的地方对人，就越来越信任人。不信任人的路，越走越窄，是死路；只有从信任人的路上去走，才可开出真正的关系和事业的前途来。

见《朝话》一书中《对异者的态度》

对旁人人格总不怀疑，对自己知识见解总觉得不够，人类彼此才可以打通一切。这态度是根本的。顶要紧的是彻始彻终不怀疑人家心术，彻底地觉得自己的知识见解不够。彻始彻终追求下去，才能了解各派；了解各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超越各派到什么程度，最后的真理获得是可能的。只怕你自满，只怕你不去追求。

真理同错误，似乎极远，却又极近。任何错误都有对，任何不对都含有真理；他是错，已经与对有关系，他只是错过了对。怎样的错，总还有一点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对，根本没有这回事。任何错误意见都含有对；较大的真理是错误很少，最后的真理是错误的综合。错就是偏，种种的偏都集合起来，容纳起来，就是真理。容纳各种派，也就超越了各种偏，他才得有各种偏。最后的真理就是存在这里。

我说每种学说都有他的偏处，并不是说没有最后的结论。凡学问家都是搜集各种偏，而人类心理都是要求统一。不断地要求统一，最后必可做到统一。最有学问的人，就是最能了解错误来源的人；有最高见解的人。是能包括种种见解的人。人类心理有各种的情，常常表现在各种的偏上，好恶可以大相反。可是聪明一点的人，生命力强、感情丰富的人，他能了解各种偏的来源，而能把种种的偏都包含进去，所以他就能超。圣人能把各种心理都容进来，他都有，所以他是最能了解一切的人而通天下之情。所以说真理是通天下之见，是一切对或一切错误的总汇。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所谓同然有所指，姑为借用）圣人对人都有同然；性情很好的人，圣人与他有同然，即性情极怪的人，圣人也与他有同然，圣人完全了解他，所以同然。圣人与天下人无所不同然。最有高明见识的人，才是最能得真理的人；他对于各种意见都同意，各种错误都能了解。

见《朝话》一书中《真理与错误》

这当然也是很普通的话，但生乎今之世，见了一切人与人间，更觉得有意思。似乎每个人必有细想一下的必要。

这便是我心里的梁老师了。他的学说与主张，自然非简单的可以随便批评；我只觉得他有许多可学的地方，如像用心，认真，干，相信人，找问题，建设“合理人生态度”，不倦的教人“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能和我们青年打得拢，不骂执政者，不做政客，不要钱，不迷信外国人和中国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