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特刊，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1935年初，又有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了另一场更具声势的文化论争。两场论争涉及了广泛的内涵，但二者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众人都热衷于为中国文化建设预设一个文化选择去取的标准：“全盘西化”、“现代化”、“工业化”、“当务之为急”、“中国本位”、“此时此地的需要”，如此等等。例如，张奚若主“现代化”，认为它超越“西化”，体现了科学化、效率化、合理化的普遍要求。冯友兰主“工业化”，强调“与工业有关者皆要；否则不要”，以为如此则“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论的合理因素，也都能整合在内了。陶希圣等人则说，“中国本位”就是指“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见智见仁，不一而足。

　　这些众说纷纭的种种标准，固然反映了思想的活跃与讨论之热烈；但是，胡适却力排众议，毫不客气为之浇了一大盆凉水：他明确宣称，文化建设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预设一个选择去取的标准。他说：“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已有的种种标准，人言言殊，似是而非，不可能讨论出结果来。例如，一说到“现代化”，自然就要先问“现代”是什么，要化成哪一处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是指1917年前的欧美，还是指之后的苏俄呢？然而，孟森先生自己为此提出的“当务之为急”的标准，其实，也同样不可行，因为“在这种歧异不相容的意见之下，谁配做最终的判决人呢？至于何者为先务也必有同样的歧异”。在他看来，体现国民党政府意志的“中国本位”论者，尽管标榜“科学的方法”，其主张依“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面临的问题会更多。例如，妇女放脚剪发，今天公认是合理的事。“但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借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大量进口，“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胡适的上述见解不仅具有合理性，更是展现了自己自由主义的锋芒。不过，也应当看到，胡适本人的观点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29年他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故在提出了上述见解之后，他随即又发表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诚恳表示歉意，并明确表示所谓“全盘西化”，在客观上是绝不可能做到的。胡适的最后主张是，干脆全然放手，让中外文化充分交流。他认为，所谓“本国本位”，无非是指在特定环境与历史中生活的人民，这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无论物质生活与思想学术如何变动，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故无需焦虑，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是永存的，由于固有文化“惰性”的作用，中外文化无论如何交融，最后结果终究会落在“中国本位”上。

　　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与胡适意见相左的梁漱溟，这一次在同一问题上，却是所见略同。由于梁漱溟曾是著名的“中国化”首倡者，时人多以为他定然会支持“中国本位”论，故邀请他出席座谈会；但没料到，他却与胡适持同样的否定意见。他说：“我的意见是不必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而倒不存成见才好。我以为虽不存成见，不建立一标准，而事实结果，自然落到中国本位，无可疑也。”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与梁漱溟虽然都对建设中国文化是否需要预设标准持否定的意见，但后者据以立论的见解，却有别于前者。在梁漱溟看来，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互为表里，不容截然分开的。任何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与解决，都不能无视其必然内含的文化背景。“这种解决（或出路，或办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所决定，亦无疑问”。从表面上看，要解决的是现实中的眼前问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从历史上演变来的。传之愈久远，其被规定便愈深刻。传统文化的优点与弱点都在其中。“你救不了它的短处，固然不算一个办法；你不顺取它的长处，则这个办法还是建立不起呢！”换言之，所谓新办法新出路，它不仅被旧历史所规定，而且必然传承了历史的长处。所以，他说，“凡相信中国文化有长处的人（如罗素与我）都无须顾虑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忽略其固有文化优点这件事。——这是不可能的事”。有了这个自信，论争中提出“中国本位”的标准，就是多余的了。

　　对于文化建设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文化选择去取问题，梁漱溟最终引出的意见，也与胡适异趣。他说：“我敢相信，只须在事实上求办法，不必于政治经济外，另提一个文化问题。而不然者，先悬不损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国本位之一标准，凌空虚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论皆成窒碍，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他认为人为地预设文化标准，必成窒碍。既然事实上任何政治经济问题都离不开文化背景，能将现实具体问题解决好了，文化问题的解决自在其中矣。这非取消文化问题，而是转进一层：中外文化问题的解决最终是“心知其意，存乎其人”，即取决于国人，首先是主政者的素质：视野与心胸。

　　由上可知，胡适与梁漱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就立论视野之开阔与识见之深刻程度而言，后者实胜出前者。胡适的意见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他勇于直言政府不应滥用权力，难能可贵；但是，他全然否定文化建设中选择去取的必要性，主张放任自流，让文化“惰性”自行调节，却有失消极，同时也是不可行的。梁漱溟的见解大气磅礴，他将政治经济文化视为社会统一体，从强调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出发，不仅有力地批评了人为预设标准，无非作茧自缚，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积极与深刻的命题，更值得深长思之。要言之，胡适与梁漱溟，尤其是后者的识见，对于今天的借鉴意见，是不容轻忽的。

来源：《团结报》2014年6月19日 作者：郑师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