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漱溟素有“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之称。在《梁漱溟日记》出版之际,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应出版方世纪文景及凤凰网读书会之邀,于11月1日出席读书沙龙,回忆父亲梁漱溟的往事。

  梁漱溟素有“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之称。在《梁漱溟日记》出版之际,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应出版方世纪文景及凤凰网读书会之邀,于11月1日出席读书沙龙,回忆父亲梁漱溟的往事。沙龙期间,梁培恕转引父亲话语,认为“儒家是一种生活态度,儒家哲学只是这种生活态度的副产品”。

  礼教歪曲了孔子的根本精神

  谈到父亲对儒家的思考时,梁培恕说自己有一个感觉,现在所说的儒学,与梁漱溟心中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梁培恕回忆说,梁漱溟总说儒家生活态度,而不可以看做是哲学;如果说有一种哲学的话,那是儒家生活的副产品。

  梁漱溟举过几个例子:每个月初一、十五做祭祀要杀羊,子贡对孔子说,杀羊浪费,是不是可以不杀。孔子就对子贡说:你考虑的是省去这个羊,我考虑的是这个礼仪很重要,我们各有所重,各有所见。孔子并不批评子贡的想法。孔子还有个弟子叫宰我,宰我对孔子说,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是不是太长了。孔子问宰我:你不守三年丧你心里过得去吗?宰我说我心里过得去。孔子说你过得去就行。所有这些事,孔子都是让弟子自己去想。梁漱溟由此认为,孔子的优点就是让人相信自己,这正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宗教文化之处。

  梁培恕说,孔子用这种态度生活,后人把它归纳上升成一种哲学,但后来的皇帝把儒家搞成了一种文化的统治。比如科举一定是用四书五经考,就考有没有把四书五经念透,倒背如流。这都是后来的毛病,而不是儒学的本身。梁培恕认为,现在要重新思考儒学,就应该真正看到孔子的生活态度:让人自己思考,没有定规。儒家所有死规定都是后来礼教附加的东西,扭曲了孔子的根本精神,实际上和孔子的基本态度恰恰相反。

  梁培恕由此认为,现在人们没有划分盛行的礼教和原来孔子思想的区别。现在国学重新流行,《三字经》、《弟子规》、家训什么的重新盛行,但梁培恕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它们其实是礼教的产物。这么一套东西,在最近这几百年里,曾经对中国有很大的伤害。而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梁培恕说,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就是要人解决是什么东西、人怎么活才好才对的问题。在书中,梁漱溟尽其所能,把西方对人的认识和中国对人的认识融合在一起,给出一个完备的认识。

以儒家态度进行家庭教育

  梁培恕透露,梁漱溟将心目中的儒家生活态度,也运用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梁培恕的母亲1935年去世,10年后梁漱溟再婚,当时梁培恕只有十五六岁。其后不久,一次梁漱溟夫妇在讨论事情,梁培恕也发表了一些看法。结果继母就说,小孩不要乱插嘴,梁培恕沮丧地走开了。小孩不许说话不是梁漱溟赞成的态度;但新娶的夫人不知道家风,所以也不好批评,所以梁漱溟沉默着。后来,梁漱溟就向梁培恕背诵了三段《论语》,来说明儒家其实不讲尊上,提倡不限制人的思想行为。这件事给梁培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梁培恕说,这种让孩子自由发挥的家风,是从祖父开始的。梁漱溟一度研究佛学着迷,想要出家。当时梁漱溟这一辈尚无子嗣,放在一般人家肯定会阻拦男丁出家,但梁培恕的祖父完全没有阻拦。后来还是梁漱溟自己放不下中国的社会问题,继续研究世事。后来梁漱溟又说:“现在我有了孩子,我不知道能不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对我的孩子放得那么宽。”梁培恕在自己的书里写:“他做到了”。梁培恕自认的幸福,就在于有精神上的自由。这样的家风,梁培恕也贯彻到了自己的下一代。

  割据乱世反而造就百家争鸣

  梁培恕在读书会上,还分享了一些梁漱溟的治学趣事。

 
 

 

  梁漱溟早年研究佛法,不到20岁时就写了《究元决疑论》,引起轰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他去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认为自己研究的佛法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本想拒绝;但蔡元培觉得无他人可选,让梁漱溟一边教课一边自学。梁漱溟遂去北大任教。一年之后,梁漱溟在校刊上建议,北大应该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过两天又登了一个启事,宣布课上不讲印度哲学,改讲孔子了。

  后来有一次,当时的教育部长跟梁漱溟说,自己到美国访问,发现人家的小学生都是采取启发性的教育,不是灌输性的。梁漱溟听了之后非常振奋,立刻又登了一个启事,说自己以后绝不妨碍别人思想发展;继而提议,哲学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授课,改成大家互相启发和讨论。梁培恕认为,这不仅体现了梁漱溟的个人作风,也反映了当时北大的自由风气。

  梁培恕说,袁世凯死后,各派系纷争,反而给了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发声的机会。也是在北大期间,梁漱溟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朋友不只有知识分子,比如梁漱溟授课时认识的终生好友李济深。北伐前期,梁漱溟听朋友讲到广东“风气好”,从北京迁居广东,并萌生了从乡村改造社会的念头。当时在广东掌权的正是李济深,梁漱溟说服他在广州市文庙开设了一个培训班,着手搞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李济深遭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去河南,投奔冯玉祥创办村治学院。没多久冯玉祥被蒋介石打走,乡村建设运动又转移到山东。

  “正因为当时的割据状态,这儿不行,就又可以到其他地方试一试。旧中国念书的地位高,受社会尊重。所以这些老粗们心里还有自知之明,就是‘我是打出来的,不懂事;知识分子们懂事,让他们干他们的,我们不干涉’,反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梁培恕说。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卢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