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慧敏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生前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既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冯友兰、胡适、熊十力……

　　通过一封封书信，梁漱溟指证师友得失、点拨奖掖后学、用心子孙教育。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责任编辑、世纪文景编辑冯慧敏的编辑手记，记录了这部书信集的“诞生史”。

　　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

　　幼年不学四书五经，入洋学堂，念《英文初阶》《地球韵言》，身后却被誉为国学大师；本一度欲出家，但哀民生之疾苦，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遂又积极入世，求解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24岁以中学学历登北大讲坛，教授印度哲学；七年后辞去教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文革”遭抄家，书籍资料尽失，仍笔耕不辍；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前后费时约50年，自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1988年，溘然长逝。生前，他曾这样“定义”自己：“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

　　编辑《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时，我看哭了数次。一直到今天，讲起其中的某封信，我仍然控制不住鼻酸。这实在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我仍要说，如果你从头到尾阅读完梁漱溟的一生，你很难不被他强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很难不受到他精神的感召。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知易行难。而梁漱溟做到了。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时，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他与友人设法离港北上，仓促间只寻得一只小帆船渡海，其间经历诸多惊险，“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终于平安到达澳门。又搭乘一批运棉纱的小船回广东。这批运棉纱的船共十三条，后来仅到达了三船；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只有他们乘坐的那艘小船，平安抵达广东台山境内。

　　无论情势如何险恶，梁漱溟总是神色自若。据他在《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里所写，这全因他“心理上安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这话听起来的确狂妄。但，他实在是真心相信，自己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为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竭心尽力，大事未成，自己不应出事。再一层意思：“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

　　读明白这两层意思，我们才能把“狂妄”的标签从他的身上撕掉，深入地体会他的“心理上安然”，体会他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这也是他一直秉持的态度：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正如他晚年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访问时所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

　　从内里生出力量，不“向外面去求解决”

　　1920年冬，一直抱有出家之念的梁漱溟放弃了这个念头。使他思想上有新感受的，是读《论语》之所得：“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缕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

　　由此，他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则是卓越乎其身而能为身之主宰的。从而吾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人并非一定会纠缠于欲望，也并非恒在苦中。“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那么，儒家之乐又自何来？“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

　　梁漱溟既于儒家思想有所得，随即便身体力行，“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以求生命流畅——“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寄宽恕两儿/1948年）。

　　在家信中，梁漱溟对儿子作此要求：“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拦阻你们底”（寄宽恕两儿/1943年）。“你们若有一种心愿发出来，则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愿要出于感触亲切……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则凡百问题都成小问题，都不成问题，都不费力而解决。一则因为相形之下其他问题自然小了，一则因为解决问题之智慧与勇气却不知不觉大了。就在这一面缩小一面长大之情势下，再无什么事纠缠你，使你困于碎屑，使你犹豫忧闷，你自然而然，从内里生出力量来”（寄宽恕两儿/1948年）。从内里生出力量，不“向外面去求解决”，此时，“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细细读来，这是多么理想的一种状态！

　　梁启超、胡适、马一浮诸先生写的“之”字，个个不同，编辑这样一位学者的书信集，不管做出何种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们收到的原稿，有一部分是梁漱溟长子、93岁高龄的梁培宽先生提供的录入稿，另有一部分是未录入的稿件，包括少数珍贵的原件、复印件及梁培宽手抄件。这部分稿件，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文字辨认上的困难。例如，梁启超、胡适、马一浮诸先生写的“之”字，个个不同；熊十力先生字迹恣肆不羁，尤难辨认；最难认的是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的字，比如“似”写作“佀”，“西”写作“”。查字源、找史料、认笔迹，我跟随资深老编辑们，把这些难题一点点啃下来，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这里要说句题外话，梁漱溟写给儿孙辈的信中会叮嘱他们写字要认真，如“来信字体多欠正确……不要自己认得就行了，要顾虑到收信人看得清才行”。梁漱溟自己写字就是如此，也许会有连笔的情况，但每个字写出来都清楚无误，易于辨认。

　　此外还有一点感慨，这也许是我编辑过的最“杂乱”的一本书了——仅在“原稿”这一个文件夹里，就有近二十个子文件夹……一直到快要付印时，我们仍在不停地增补搜集到的信件。

　　2017年6月，我们找到了2009年一篇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彦青的访谈，其中写道：“梁漱溟跟我关系很好，1948年我就在他的勉仁学院当教授……他去北京以后，毛主席接见他，长夜之谈。谈到晚上，最后谈不下去了。毛主席建议他到各处去看看，他作为土改工作团一员到了基层。梁漱溟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这应当是一封重要的书信，我们试图联系赵彦青教授，想将梁漱溟写给他的信补入这本书信集里。

　　为此，我们辗转找到了当年的采访者复旦大学王维江教授。但时隔多年，王教授也不知道赵老如今是否仍健在，只记得他当时住在成都第一社会福利院。在给这家福利院写邮件、打电话均无果后，我查遍了成都市所有能查到电话的福利院，一一打过去，回复都是查无此人……我握着手机，从紧张得手指发白，到听见又一句“对不起，查不到”后松开，久久不能摆脱无法言说的挫败感，觉得自己欠了梁漱溟先生点什么。

　　30年前，梁漱溟溘然长逝。后人的这点歉疚对他而言，自然没有什么意义；但这对我自己非常有意义。而读者则能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看到一段岁月的缩影。（冯慧敏）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