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文人中，段成式是一位在诗、词、骈文、传奇、笔记小说等各类文体方面都有着独特建树的全才文学家，尤以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著称于世。他丰富的著述为唐代文学尤其是晚唐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带来了无限生趣。但因有唐一代以诗相夸，以传奇为异，笔记小说尚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遂致段成式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兹就段成式的诗文等做一检讨，以期重新认识段成式于唐代文学的意义。

        一、段成式的诗词

        段成式的诗作存留的数量不算很多，清人席启寓编《唐诗百名家全集》收录其诗一卷，现见于《全唐诗》者凡３０余首（包括联句、词）。另有《汉上题襟集》十卷。①《汉上题襟集》属于唱和总集。清人汪师韩《诗学纂闻•诗集》云：“诗有数人唱和因继而汇为一集者，白香山与元稹、刘梦得有《还往集》、《因继集》……段成式、温庭筠、逢皎、余知古、韦瞻、徐商诸人之《汉上题襟集》是也。”可知《汉上题襟集》乃段成式与温庭筠、逢皎（应为温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人的唱和之作。《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经籍考七十五•总集》云：“《汉上题襟集》三卷，陈氏曰：唐段成式、温庭筠、崔皎、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唱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段成式曾于大中十三年（８５９年），坐累解印，闲居襄阳，任职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幕府，《汉上题襟集》当为此时与诸人唱和之作。段成式尤其擅长唱和诗，这和他的贵公子出身喜好交游及博学多才分不开。今人元锋、烟照整理的《段成式诗文辑注》［１］收录其诗歌３１首，酬唱之作有《和徐商贺卢员外赐绯》、《怯酒赠周繇》（一作答周为宪看牡丹）、《题僧壁》（一本有和韦蟾三字）、《和周繇见嘲》（一作和周为宪广阳公宴见嘲诗）、《和张希复咏宣律和尚袈裟》等五首，可以作为段成式唱和诗风的代表，反映了晚唐士大夫的交游情况以及生活情趣。他的《游长安诸寺联句》１２篇，作于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年）任职于集贤院时，是与同僚张希复、郑符等共游长安诸寺，如靖恭坊大兴善寺、长乐坊安国寺、常乐坊赵景公寺、大同坊云华寺、道政坊宝应寺等１８处所作。诗中多佛语，涉及佛寺人物、故事、植物、壁画等，尤其是《吴画联句》、《先天帧赞联句》、《诸画联句》等，可谓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韩干等人的创作写照，对了解唐代长安的宗教、文化、艺术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段成式崇信佛教，经常光顾佛寺，与僧人关系密切，《呈轮上人》、《送僧二首》、《题石泉兰若》、《题谷隐兰若三首》、《桃源僧舍看花》等，描绘僧人散淡旷逸形象，曲折指斥“会昌法难”，表现了僧侣的生活追求。如《题谷隐兰若三首》描写了寻访谷隐寺所见岘山深秋的景色，点缀以村情野趣，被明人钟惺《唐诗归》评为：“自成坚响。”段成式亦好道术，《牛尊师宅看牡丹》、《哭房处士》即是道士生活的写照，房处士因服食丹砂而意外身亡令人遗憾不已。段成式自己也热心炼丹，《不赴光风亭夜饮赠周繇》即写忙于炼丹，无暇赴宴。《寄周繇求人参》言及灵芝仙草和人参的药用，希望长生久寿。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之家，喜佛好道，可见唐代佛道两教的兴盛以及士人生活与佛道的密切关系。段成式又有多首描写下层妓女、宫人处境的诗，如《汉宫词二首》：“歌舞初承恩宠时，六宫学妾画蛾眉。君王厌世妾白头，闻唱歌声却泪垂。二八能歌得进名，人言选入便光荣。岂知妃后多娇妒，不许君前唱一声。”以汉寓唐，写出了宫女命运的悲惨，文辞深婉，意境悲凉，脱出了宫怨诗的一般窠臼。《折杨柳七首》则托柳寄情，以柳喻宫女，含蓄蕴藉，内容兼涉宫怨闺情，离愁别绪。其一云：“枝枝交影锁长门，嫩色曾沾雨露恩。风辇不来春欲尽，空留莺语到黄昏。”胡次焱云：“凤辇不来，空留莺语，隐然见孤处寂寞，无人共诉之意；曰‘春尽’、曰‘黄昏’，又隐然见老之将至。少而蒙恩，老而失宠，以色事人，恩爱难久，岂可以容貌自恃也？”［２］（卷５８）道出了宫女的悲哀。

        段成式言及妓人的诗有《光风亭夜宴妓有醉殴者》、《嘲元中丞》（一作襄阳中堂赏花为宪与妓人戏语嘲之）、《嘲飞卿七首》、《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戏高侍御七首》等，以戏谑的笔法嘲讽温庭筠、高侍御等人的狎妓、蓄妓、纳妾之事及妓女之间的斗殴行为，令人见出世间百态。其《光风亭夜宴妓有醉殴者》作于大中十三年（８５９年）闲居襄阳时，戏咏妓女酒后斗殴。②贾晋华认为：这一类诗固然价值不高，但也真实揭示了晚唐文人士大夫生活和心理的一个侧面。又《嘲飞卿七首》恰似一场七幕喜剧，叙述温庭筠与青楼女子男才女貌，由相慕而相爱，并经历了较长时间离别相思的考验，而终于团聚合欢的过程。诗题虽出一“嘲”字，诗中却绝无轻佻侧艳之意，而是充满了对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称赞与祝愿。《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诗生动描绘出一位有幸脱离青楼、初为人妇的少女的美丽外表和欣喜心情。柔卿应即上引唱和诗中与飞卿情意相合的青楼女子，则飞卿终于为其解籍并与之结合，二人的情事竟以喜剧而结局。飞卿与青楼女子的这一段真情，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襄阳诗人群的生活与创作，而且可由此加深对温词内容的认识。初盛唐文人士大夫写歌妓，一般只是“观妓”诗。中唐时渐多以歌女饮妓为酒宴游戏的伴侣。晚唐五代同类诗作却有较多抒写与妓女的真实情事，这正是此时期爱情诗词大量涌现的重要背景之一。［３］段成式一生仕途时有坎坷，曾因诬难罢职闲居襄阳，于是常借机抒怀，一发胸中块磊。如《醉中吟》，感慨人生荣辱无常，命运变化不定，但求长醉，忘却烦忧。《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表达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山灯辉煌的夜晚，想到自己解印赋闲，不免怅然难抑。《题商山庙》有感于商山四皓，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送穆郎中赴阙》借送人赴京，发泄沦落失意。这些抒怀之作是其真实思想的流露，也能给人以生活启迪。段成式的交游极其广泛，亲密者如李群玉、温飞卿等。《寄温飞卿笺纸》一诗前有小序，言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五十枚”，与朋友共享。《哭李群玉》有两首，悼念友人，凄怆不已，痛彻肺腑。诗人同情李群玉恃才傲物、遭遇诽谤、含冤而死的悲惨境况，为之愤慨不平。清人黄周星《唐诗快》评曰：“昔人持忠入地，此乃持傲入地。语特挺倔有生气。”段成式的情谊义气可谓感人至深。他的《河出荣光》是一首完整的试帖诗，是科举考试中的范文。清人臧岳编《应试唐诗类释》卷六评曰：“首句从题原说起，三、四句点清全题，五、六、七、八句实疏题意，第九、十句，衬贴‘荣光’，第十一、二句，衬贴‘河’字，第十三、四句，将荣光出河，合写一笔，作一总束，末以干进寓意结之。”此诗别有价值。其他如《观棋》、《猿》等及一些佚句，亦皆有可赏之处。从段成式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诗歌涉猎的广博，情感的真挚，情趣的广泛，有些还具有资料价值和认识意义。段成式的词仅存《闲中好》一首，唐圭璋编《词话丛编•词徵》卷五云：“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东禅院亦曰本塔院。武宗癸亥三年，为诸名流游咽之所，郑符、段成式、张希复闲中好词，乃寓居禅院时所撰者。”可知《闲中好》词是他同郑符、张希复游永寿寺所作。词云：“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词义清新可人，俞陛云《唐词选释》评此词和郑符的《闲中好》曰：“郑言人在松阴，但听风传僧语，乃耳闻之静趣；段言清昼久坐，看日影之移尽，乃目见之静趣。皆写出静者之妙心。”郑振铎论曰：“唐末，郑府、段成式与张希复三人酬答的《闲中好》三首，清隽可喜。像成式之作……后来的词里便很难见到这样浑朴的东西了。”［４］（Ｐ４１９）在词体初兴的阶段，段成式的《闲中好》获得如此好评，可谓难能可贵。

        二、段成式的文章

       《宋史•艺文志》录有《段成式集》７卷。段成式博闻强记，能诗善文，其文骈散兼擅，尤以骈文著称，创作量应该很大，但流传下来现见于《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七的只有１８篇，《唐文拾遗》卷三十又补收５篇。《全唐文补编》卷七十九录有序文２篇及残文数十句，《全唐文又再补》卷六又录《金刚经鸠异序》一文。段成式的文章包括书、序、记、碑、传、连珠等多种体裁。元锋、烟照《段成式诗文辑注》收录段成式文１３篇，关于段成式的骈文，元锋、烟照认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征事用典，俪对协韵，词藻富赡。……显示出他逞才炫博的优势。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与温飞卿书八首》等，使事用典，信手拈来，连篇累牍，层出不穷。……其他文章则大都以散为主，韵散交错，形式与手法比较灵活多样。”［１］（Ｐ５）段成式的骈文以书体文和连珠为突出。其书体文有《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寄温飞卿葫芦管笔往复书》、《与温飞卿书八首》等，写给温庭筠的居多，内容主要是称颂温庭筠才情超众，学富五车，为己所不及。语言行文堆砌词华，对偶工整，广搜故事，用典繁密，矜比夸示之意十分明显。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语带戏谑，句句用典，意无重复，句法灵活，将与毛笔有关的人事典故搜罗殆尽，给读者以翔实的毛笔历史、材料、制作工艺等知识信息，叙述清晰典雅。《寄温飞卿葫芦管笔往复书》作于江州刺史任上，巧用惠施之瓠和屈毂之瓠的典故，抒发了自己有志难伸，有才不为用的苦闷抑郁之情。《与温飞卿书八首》因赠墨而作，骈四俪六，属对工切，旁征博引，论墨议书，不吝褒扬之词颂赞友人才学文章。其《连珠二首》亦是整炼的骈体文，广譬博喻，妥帖得体地表现了闺中女子孤寂愁怨的情感。骈文的隶事用典极为适合发挥段成式的博学之长，而且其作骈文没有功利目的，不是为了升迁、仕进，只是为了展现才华学识。正如他的《寄温飞卿笺纸》序云：“奔墨驰骋，有贵长廉，下笔纵横，偏求侧理。所恨无色如鸭卵，状如马肝，称写璇玑，且题裂绵者。”借咏纸表达了只有华美的笺纸才能配得上纵横驰骋、文雅秀丽之文章的观点。追求华美典丽，隶事精博，诙谐幽默，变化流畅，使得他的骈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段成式的其他记、序、碑、传等，则以散体为主，骈散相间。《好道庙记》游心黄老，记述处州好道庙建造的始末，表现百姓祭神乞雨的信仰风俗，行文胼散结合，记叙中穿插议论、描写，布局灵活，别具一格。《寺塔记序》为《寺塔记》首篇，追述游寺经历，悼念亡友，放情释缘，情真意切。《金刚经鸠异序》乃《金刚经鸠异》之序言，回忆先父段文昌在蜀地奇异往事，自己的学习过程，所受父亲的影响等，皆历历在目，朴拙动人。《诺皋记序》交写作作《诺皋记》的缘由，用典博恰，文气流畅，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其长文《寂照和尚碑》，文笔幽涩，为佛言尤奇。《金石文补》评曰：“碑文险怪，用内典极夥，樊宗师之亚流也。”其《韦斌传》实乃韦斌、韦陟兄弟二人的逸闻趣事杂记，撷取点滴生活小事，刻画二人独特性格，语简词畅，栩栩如生。如状写韦陟疏懒文字往来，乃令侍婢代笔云：“每令侍婢主尺牌往来复章奏，常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此篇杂传在晚唐具有代表性，“唐代上继六朝，杂传盛行，写法愈益随便灵活，柳宗元成就尤高；而在晚唐杂传中，段氏此篇当属佳作。”［５］（Ｐ３７１）段成式的抒怀文有《送穷文》、《毁》等。《送穷文》文笔艰涩奇僻，寄寓失意不平，抒发穷愁潦倒不得志的愤慨，语调诙谐。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论曰：扬子云《逐贫赋》曰：“人皆文绣，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贫无宝玩，予何为欢。”此作辞虽古老，意则鄙俗，其心急于富贵，所以终仕新莽，见笑于穷鬼多矣。韩昌黎作《送穷文》，其文势变化，辞意平婉，虽言送而复留。段成式所作，效韩之题，反扬之意，虽流于奇涩，而不失典雅。较之扬子，笔力不同，扬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长。惟韩子无得而议焉。以为“虽流于奇涩，而不失典雅”，所论极是。宋人张淏云：“韩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穷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铉编《文粹》，录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载成式父文昌所作。铉自谓所编掇菁撷华，得唐人文章之精粹。举此一端，则得谓唐文之精粹，可乎？”［６］（卷２，Ｐ２６）《唐文粹》编于宋初，姚铉取段氏父子之作而舍韩愈之文，可见宋初推崇骈文的风尚甚于古文，段氏父子可称得上一时作手。与《送穷文》同时作的另一篇《毁》，区区５３字，“古之非人也，张口沫舌，指数于众人，人得而防之。今之大人也，有张其所违，嚬戚而忧之，人不得而防也。岂雕刻机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道尽古今形形色色的毁人之术，慨叹世风愈下，人心不古。

        三、段成式的“传奇”

        唐代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有意创作小说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史前阶段，预示了叙事文学将逐渐取代抒情文学的地位而成为文坛盟主。传奇小说以传录奇闻为主，故事曲折，文辞华丽，兴于初唐，盛于中唐，按其内容性质，可分为艳情、侠义、神怪等。段成式的传奇作品主要集中于《酉阳杂俎》中，约２０余篇，在唐人传奇中独具特色。“就唐人传奇小说的内容而言，作者们的热门话题有两个：男女爱情，豪情侠气。中唐作家比较倾向于描写前者，晚唐作家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多地将精力投向后者。《酉阳杂俎》在第二方面成果辉煌，段成式可以说是最早的大面积描写剑侠的唐传奇作者。”［７］段成式的剑侠传奇之作对中国侠义小说的影响功不可没，郑振铎指出：“明人刊有段成式的《剑侠传》一书，便是集合这些剑侠故事的大成的。但这《剑侠传》，实是伪书，托段氏之名以传者。在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自有《盗侠》（卷九）一类；所叙自魏明帝时登缘凌云台的异人起，凡九则。在其间，有叙述韦行规、黎幹、韦生及唐山人事的四则，最为奇诡可观。这四则，都已被录入《剑侠传》中。韦行规的一则，写韦行规自负勇武，乃遇京西店中老人，以剑术折其锐气。段氏写来，颇虎虎有生气，自是《酉阳杂俎》里最好的文字之一。”［４］（Ｐ３８７－３８８）鲁迅也认为：“唐段成式作《酉阳杂俎》，已有《盗侠》一篇，叙怪民奇异事，然仅九人，至荟萃诸诡幻人物，著为专书者，实始于吴淑，明人钞《广记》伪作《剑侠传》又扬其波，而乘空飞剑之说日炽；至今尚不衰。”［８］（Ｐ２４０）段成式收入《剑侠传》的传奇有《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僧侠》、《卢生》等篇，无不写得豪爽引人，精彩四溢。如《京西店老人》即郑振铎所云“韦行规的一则”，虽篇幅短小，却曲折有致，尤其是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和交手场面描写出神入化，形象逼真。韦行规夜行发现被人跟踪后，心理由起始时的无所患到有所惧乃至恐惧，至最后对老人佩服叩拜的变化过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文中风雨忽至，电光雷闪，树枝光秃的场景衬托出了老人剑术的高超。晚唐藩镇各据一方，急权夺利，私蓄游侠之士杀戮异己，段成式又信佛好道，遂使他的剑侠小说卓然超众，成为仿效之源。段成式传奇中的《刘积中》、《丘濡》、《张和》、《僧智圆》、《卢山人》等几篇属于幻变一类。如《刘积中》描写飞天夜叉幻变为一老妪的故事。刘积中妻子病重，老妪主动救治，医治好后，与刘家人一起生活。老妪有一女儿，便请刘积中为其寻找佳婿，又请刘积中夫妇参加婚礼，又欲将其女儿托付给刘积中管教，刘积中不胜其烦，用枕头击打她。老妪一怒离去，反目成仇，致使刘积中妻子再病而亡，妹妹亦病心痛。程国赋认为《刘积中》是宋代话本《灯花婆婆》的原型。［９］段成式博闻广记，喜访异事，其《崔罗什》、《长须国》、《裴沆》、《崔汾》等传奇记述了一些奇特的遭遇。如《崔罗什》记述人鬼之恋。崔罗什弱冠有名，被征诣州，途中路过一坟墓，被一青衣女郎邀入墓中，言谈相悦，于是约定十年后相逢。崔罗什十年后毅然赴约，食杏身亡。这种人鬼恋的忠贞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关注世风人情是唐人传奇的最大特色，段成式的《李和子》、《旁》、《叶限》等传奇是其代表作。如《旁》讲述新罗国两兄弟分家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中一般是哥哥欺负弟弟的具体情节略有不同，但主旨教化兄弟和睦团结是一致的，可见中外文化的互相影响及其同一性。《叶限》向来被誉为中国的灰姑娘故事，可谓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记载，是中国版灰姑娘型故事的原型。段成式的传奇作品混杂于其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几被淹没，如果剥离出来认真审视，便会发现其耀眼夺目的光彩和独到的价值。四、段成式的笔记小说段成式文学的最高成就体现于他的代表作《酉阳杂俎》，作为笔记小说的典范享誉千古。笔记小说即以笔记体写作小说，是“笔记”和“小说”的复合体，所记广泛驳杂，晚唐时期再度流行。五代刘崇远云：“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１０］（卷上）明代胡应麟称段成式为“滑稽徘笑之雄”，［１１］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认为：“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鲁迅先生亦称其书：“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８］（Ｐ２３４－２３６）一誉为“小说之翘楚”，一赞为“与传奇并驱争先”，可见《酉阳杂俎》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赫然卓著，可谓是一部承继六朝小说余绪，开启宋、明以及清初小说辉煌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小说的盛行功莫大焉。段成式在唐代文人中的博闻是出类拔萃的，故《酉阳杂俎》尤以内容广博丰富驳杂而蜚声中外，举凡天上人间、神道仙佛、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民俗风情、奇闻逸事、货物动植、古今中外，可谓搜罗殆尽，无不毕写，保存了前朝及唐代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显示了高超的记人叙事文笔，历来倍受人们重视，成为各类著述征引的对象。《酉阳杂俎》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开拓独创意义。鲁迅认为《酉阳杂俎》“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８］（Ｐ２３４）《周登后序》亦论曰：“其书类多仙佛诡怪、幽经祕录之所出。至于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植》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载唐事，修史者或取之。”［１２］（Ｐ２９１）可见《酉阳杂俎》价值之高。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酉阳杂俎》尤具独特性，李莉撰文认为：“这独创性除了表现在篇名和内容之新奇怪异外，主要还是就其题材的博杂而言，于是，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这在唐时极为罕见。总之，如果说奇异性强调的是《酉阳》志怪的文学价值，那么，博杂性则强调了它独特的文化人类学价值，二者分别从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来概括《酉阳》的特征。奇异与博杂相结合，共同构筑了《酉阳》鲜活的生命。二者合则双美，分则两伤。”［１３］（Ｐ６）广博多识正是《酉阳杂俎》的超人之处，南宋嘉定十六年刊本邓复序曰：“今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１２］（Ｐ２９２）鲁迅认为其“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８］（Ｐ２３４）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或“博物类志怪小说”。《酉阳杂俎》以其涉及领域广泛和内容博杂，被中外学者多所征引。淳祐十载刊本序言慨叹《酉阳杂俎》曰：“呜呼，何其记之奇且繁也。”［１２］（Ｐ２９２）明胡应麟论历代志怪之书曰：“志怪之书自神异洞冥下，亡虑数十百家，而独唐段氏《酉阳杂俎》最为迥出。其事实谲宕亡根，驰骋于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迈称之。其视诸志怪小说，允谓奇之又奇者也。”［１１］（Ｐ５９９）奇之又奇是《酉阳杂俎》的又一令人叹绝之处。明人李云鹄在万历本序中云：“尔其标纪唐事，足补子京、永叔之遗。至于《天咫》、《玉格》、《壶史》、《贝编》之所赅载，与夫《器艺》、《酒食》、《黥盗》之琐细，《冥迹》、《尸穸》、《诺皋》之荒唐，《昆虫》、《草木》、《肉攫》之汗漫，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１２］（Ｐ２９２）这种令读者神骇目眩不能自禁的感觉正是其所记标奇立异造成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自序中写道：“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鴞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李剑国论曰：“成式首倡‘志怪小说’一词，以为五经子史乃大羹折俎，味之正者，而志怪小说乃‘炙鸮羞鳖’，野味也。正人君子或对之不肯下箸，成式乃以为自有佳味。味之为何？奇也，异也，幻也，怪也。”［１４］（Ｐ７４９）段成式首次明确提出了“志怪小说”的概念，反映了其追求纯粹志怪的小说审美观，这于他在《酉阳杂俎》篇目命名上的独辟蹊径即可见出，诸如将纪道术名为《壶史》，将钞释典题为《贝编》，将志怪异称为《诺皋记》等等，使后人不得要领，难以捉摸，学问渊博者也时常叹息其隐晦僻涩，宋人姚宽就在《西溪丛语》中对“支诺皋”、“诺皋记”的难索发出了“意义难解”的感慨，“至其《贝编》、《玉格》、《天咫》、《壶史》诸名，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１５］（卷１４２《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酉阳杂俎》这种追求奇异的观念癖好，正是段成式写作《酉阳杂俎》的出发点，也是贯穿全书的主导精神，更是晚唐文人好奇风尚倾向的流露。因为在颓云笼罩的晚唐之际，只有闲散才能远离朝政风波保全自身，也只有探得天下奇趣才足以蕴藉娱乐文人士子之自由精神。《酉阳杂俎》以其广博繁杂、丰富奇异的内容开创了一种小说新类型，吴志达在鲁迅“类书”说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熔志怪、志人、传奇、杂记、琐闻、考证于一炉的杂俎类笔记小说”。［１６］（Ｐ５０４）“杂俎类笔记小说”融知识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同时资料性与史料性互补，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前言》云：“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判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水平及其繁荣程度，小说现象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极重要的标志。”［１７］（Ｐ１）《酉阳杂俎》乃笔记小说承前启后的典范，其价值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钱基博论段成式曰：所为《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古来佚文秘典，往往而在。而宋以后小说剧曲，多取其材为本事，独为说部之宗匠，而为谈苑所不废。……所记多荒怪不经，而一以坦迤出之，不刻意构画其事，随抒闻见，不为摛华掞藻，亦非范史仿子。辞笔高简而意态具足，足与干宝《搜神记》后先媲美，乃魏晋文章之枝流，而非唐人说部之浮滥。然记仙佛，记剑侠，记物异，则又唐人之意象，而扩魏晋之所未及。其曰《酉阳杂俎》者，取梁元帝“访酉阳之逸典”语，谓二酉山也。文章不朽，别有千秋，固不必以三十六体与温李分一席矣。［１８］（Ｐ４３４－４３６）钱先生明确肯定了段成式文章的不朽卓超，确立了段成式于唐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五、段成式与“三十六体”对“三十六体”的认识和理解历来众说纷纭，有诗体说、有骈文说、有诗文兼指说、还有绰号说、文学风格说等。认为“三十六体”为诗体说者，如《郡斋读书志》卷十八云：“（李商隐）诗五卷，清新纤艳，故旧史称其与温庭筠、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云。”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八中指出：“段成式诗与温、李同号‘三十六体’，思庞而貌瘠，故厥声不扬。”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卷下云：“迨唐末三十六体并作，语多秽亵，其宫体之职志，诗人轻薄之号，有由然矣。”视“三十六体”为骈文说者最普遍，陈冠明通过对众多史料的爬梳指出：“‘三十六体’是史学家宋祁根据自己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实践总结、认定的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骈文体派。”此说自宋祁后多有从者。近代刘麟生指出：“唐代骈文，至李商隐始集大成。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三人，号三十六体，盖三人皆行十六也。四六之名，实始于商隐。”［１９］（Ｐ８３）“三十六体”昭示了骈文的复兴，标志着古文运动的衰微和骈文在文坛的回潮。谢无量论唐代骈文发展云：“综考有唐一代之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２０］（Ｐ５３－５４）谢无量明确指出“三十六体”为唐代骈文的高潮，为南北朝之后骈文发展的又一关捩。“三十六体”曾于晚唐风靡一时，也为后世骈文的再度复兴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倡导“三十六体”诗文兼指者，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认为“三十六体”既可指诗，又可指骈文。元锋、烟照《段成式诗文辑注》亦于前言中指出：“段成式与李商隐、温庭筠被并称为‘三十六体’，应并指其骈文与诗歌两者而言。”以“三十六体”为绰号说者，如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云：“《旧本传》：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因三人俱行十六，故有是称。易言之，即李、温、段之绰号耳。自《新传》改为‘号三十六体’，添一‘体’字，易指人而指事，已失原意。”主张“三十六”为文学风格说者，如尹博通过辨析得出结论是：“参照当时社会风气与文学时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之所以并称为‘三十六’，最主要的方面是由于共同大量用典、共同追求辞藻艳丽、古涩深奥的文学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各自的诗文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既然是由于文学风格与倾向的相似而形成的并称，加个‘体’字亦可，故‘三十六体’是可以存在的。”［２１］究其实，“三十六”体三人的文学成就各有侧重，李商隐以诗突显，温庭筠以词扬名，段成式则以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传颂，三人可谓三足鼎立于晚唐文坛。晚唐文坛上同时出现了三位皆排行十六的文人，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更是一种象征，具有一种文化意蕴，三人分别以诗、词、文三足鼎立，各领风骚。如果说李商隐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成就，温庭筠堪称晚唐词家代表的话，那么，段成式毫无疑问就应该是晚唐散文风格的代表，应该得到和李商隐于诗坛、温庭筠于词坛同样高度的评价。晚唐诗坛“夕阳无阴好，只是近黄昏”，词坛“小荷才露尖尖角”，文坛却“霜叶红于二月花”，而段成式就是那一片霜叶。囿于文学观念的局限和偏见，唐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万丈光芒淹没了骈文、笔记小说等散文文体的星星之火，时至今日，我们有责任在重写文学史时对段成式增添一笔浓墨重彩，给予其一定高度的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