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泉寺及其在中日韩关系史上的价值
曲延庆
2002年7月7日，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65周年纪念日。这天，日本驻华大使夫人阿南史代女士率日本国家电视台一行4人，来到邹平，拍摄有关醴泉寺古迹的历史采访纪录片，作为纪念中日友好关系正常化30年的献礼片。我有幸参与了接待，并与来访的日本客人进行了详细而友好的交流。从交谈中得知，这次日本电视台来中国采访，主要是沿着唐朝时日本圆仁和尚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所描绘的行踪路线， 追寻中日友好关系史的历史印记，采访拍摄中日关系史上的友好篇章。我与县旅游局的同志陪着他们来到了醴泉寺遗址，他们为能见到醴泉寺周围群山环抱的美丽景色而感叹不已，又为醴泉寺留下了一片破败的遗迹而唏嘘不止。阿南史代女士问我:“这醴泉寺是什么时间损毁的？”我郑重地告诉她，“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留下的罪证。1939年清明节，日本侵略军大扫荡，一把大火将醴泉寺毁于一旦。这本来应是中日友好象征的寺院，却成了日本侵华的一个历史罪证。”阿南史代女士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段历史，我们两国都应记取。我们今天所 做的，正是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而努力。”
醴泉寺残留的唐碑 拍摄于1990年代中期，摄影：李卫
送走日本客人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63年前，日军侵华烧毁了醴泉寺，今天，在中国抗战爆发的特定纪念的日子里，日本国家电视台又前来追寻拍摄醴泉寺的遗踪，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是遥远的，但是时空可以拉近。追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社会的发展提供帮助，不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吗！ 一座毁于60多年前的寺院，成了连接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纽带，挖掘这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醴泉寺地处邹平县城西南，绵延百里的长白山腹地黉堂岭北麓，原是一座巍峨典雅、名震遐迩的庙堂古刹。据《邹平县志》记载:南北朝宋齐之间，有一名叫庄严法师的高僧在此始建寺院，原名龙台寺，因年久失修，后圮废。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修寺院。时东岩醴泉出，特赐名醴泉寺。查《山东通志》，仁万，俗名李仁万，法号道寂，原是齐州正觉寺都维僧，中宗时来主寺院。时全国大兴佛教，道寂入京听三藏净义法师演律释经，受勅勘校经律，临归，三藏特赐给新译诸品经文。 还寺后，重修寺院，开堂宣讲经义。感应天地，寺之东山有一甘泉涌现，有病之人饮之即愈。道寂上表中宗，中宗特赐名醴泉，醴泉寺之名由此而始。
醴泉遗迹 拍摄于1990年代中期 摄影：李卫
醴泉寺闻名于世，始自宋朝中叶。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自幼丧父，随母由原籍苏州改嫁到山东长山县朱家，青年曾就读于长白山醴泉寺。相传生活十分困顿，曾于寺中熬粥成一器，分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取山韭野菜，断以数段，入以少盐，分餐为食；然而他笃志立学，发奋苦读。一日于寺中读书，见一白鼠衔饼入穴，即起掘穴，挖见一瓮白金，随密复埋于地。后宦途显贵，寺僧求助，范仲淹始将此金捐出，将醴泉寺修葺一新。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范仲淹“划粥断齑”、“窑金捐僧”的故事。范仲淹后来成名建勋，功盖后世，后人为追念其美德，表达敬仰之情，元代大德四年，由致仕还乡的元工部尚书贾训主持，在醴泉寺后建范公祠。自此寺祠合一，相映生辉。
醴泉寺处群山环抱之中，浓阴叠翠掩映，泉溪潺湲绕院，是一处安谧幽静之所。寺院座南面北，一对石狮威武地蹲踞大门两侧，迎门是“文昌阁”。阁上有殿，飞檐转角，回廊通连。 殿内是文昌帝君神像。殿西高悬一巨钟，径可两米，高约一丈，撞击轰鸣，声音波及十数里，群山回应，经久不息。阁南为大雄宝殿，气势雄伟壮阔，约容数百人。殿中释迦牟尼石像，高丈许，膀阔腰圆，慈容和颜，栩栩如生，石像为半身，系一巨石刻成，如地中涌出。王渔洋曾有诗赞曰：
齐梁遗古寺，逾岭晓来过。
胜客谭鸯髻，香台涌佛螺。
映池残碣在，入院乱流多。
更有东林约，踌躇奈晚何。
殿南有东西两个跨院，西跨院内为“三皇殿”与“碧霞行宫”，东跨院为范文正公祠，整个建筑完整和谐，浑然一体。
范文正公祠，地处幽僻，仪形俨然，布局紧凑，自成一体。祠亦座南面北，山门外左右分竖两碑，左书“先忧”，右书“后乐”，笔力遒劲潇洒，碑后面为鱼池，中间架有石拱桥直通祠正门，门上横书“山高水长”，两侧对联是：
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
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
对范仲淹一生的经历和业绩作了全面的概述和公正的评价。祠内四壁皆石碑，正中是范文正公塑像，白脸，黑须，身着青袍。两旁侍童，端壶捧杯，肃然静立。塑像上空，二龙高悬，乘云腾飞，其势蔚为壮观。
祠寺之南四五里为黉堂岭，山谷纵深，古木参天，人迹罕至。 东南一峪，绝壁下有一石洞，宽可坐三人。洞前有一水池，池周杨柳桃李，杂树相间。壁上迎春、山茶杂花丛生，为极幽僻静寂之所。当年范仲淹为逃避寺内喧嚣，只身来此攻读，而常遭饭后钟之冷遇。寺中的小和尚们经常捉弄他，待开过饭后，才敲开饭钟，致使他经常挨饿。范仲淹却从不为意，此后，人们将范公经常读书的地方称为“读书洞”，又称“上书堂”。游人到此，徜徉于山林之中，饱赏自然景色，睹景忆人，吊古谈今，备为范仲淹刻苦攻读的坚韧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求学精神所激励。
醴泉寺周围，环境幽静，景色宜人，自古学士大夫、游子骚客畅游不绝，更不乏题诗作文，赞咏寄情。明朝青城人杨梦衮曾有一记，最为优美：“长白山最胜处在醴泉一寺，寺摅山腹，负阳而抱阴，三面青嶂，北面空阔，人山取道……山麓绵远，行数十里，以渐而高，翠微中万木苍苍，乃醴泉寺也。有范文正公祠，祠面南，祠后佛殿面北，如尻相对。殿台高数尺，台北有阁，登而眺焉。苍翠环抱，扑人眉睫。北望莽莽苍苍，有潴水曰浒山泺。内有菱茨莲藕之属，每遇高秋，鹤鹳水鸟，群集喧呼，宛然泽国也。寺东崖间有方池，镌‘醴泉’二字，好事者覆以亭，今废。寺之西有涧，日夜潺湲，自南山而来，且断且续，莫得其源。入春山溜冷冷，到处流溢，僧引而灌蔬，亦引人院宇中。遵涧南行三四里，涧穷悬崖，石罅中有水下滴，垒垒如贯珠，旁有积雪，春夏不消，……南岩上绝险处。有石洞，可容三两人，四旁乱山无数，人迹不到，唯一鸟道可侧足行。相传为文正公读书处，俗呼上书堂。……”
抗日战争前夕，梁漱溟先生在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曾在醴泉寺设立第二乡乡学。同时设立高等小学、小型医院各一处。在范公祠前建一大礼堂，在祠后小山上遍植松柏，并亲题为“范公纪念林”。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三支队的兵工厂和后方医院曾一度迁驻于此，为千年的古寺增添了不少生机。然而，国运多舛，战火迭起。1939年清明，日军扫荡，千年古寺毁于一炬，熊熊烈火，三天不息。建国初期，极左之风所及，寺祠内历代碑碣惨遭劫难，荡然无存。1982年，县人民政府将醴泉寺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仅存“大唐齐州章邱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昔日的梵宇僧楼、钟响罄鸣已成为浩叹中的遥远记忆。然而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却千古流传，激励着后人。
二
一座普通的佛教寺院，为什么能引起日本国家电视台的 浓厚兴趣呢？这里不得不追叙到唐朝与日本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上。
唐朝建立以后，为了接受隋朝灭亡的短命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贞观”、“开元”两个大发展时期，经济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交通、商贸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逐渐兴盛起来， 儒、释、道教的兴盛是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武则天当权以后，诏命全国大修庙宇，崇尚佛教，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与时同时，唐朝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当时日本（称倭国）、韩国（称新罗国）等国家都纷纷派遣使臣来唐朝学习，称为遣唐使。这些遣唐使还带了一些随行人员，形成了很大的遣唐使团。据记载：日本曾向唐朝派遣唐使达11次之多，最多的两次竟达557人和594人，遣唐使团除了正式外交官员外，有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等随行人员。在随行人员中较多的是一些留学生和留学僧。据记载来中国的留学僧留有姓名的就有90余人。这些留学生在唐朝无所不学，回国时带回大量的汉文典籍，促进了唐朝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还有的长期生活在中国，有的在唐朝做了官。 而那些入唐的留学僧，却遍游中国的名山古寺，潜心向唐朝的僧人学习经律。回国时，他们带回了大量的经律典籍和文物，将中国从印度获得真传的佛教经典广行传播，对日本的佛教影响最大。后被得重用，不少人被任命为僧正或僧都，当祖师、座主的则更多。许多人著书立说，开创新宗，成了日本佛教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有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常晓、圆行、慧运、宗睿八人，被称为“入唐八大家”。
曾经到过邹平醴泉寺的是八大家之中的慈觉大师圆仁。圆仁，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幼诵经典，心慕佛乘，15岁就师学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成绩卓著。最澄圆寂后，30岁的圆仁即开坛弘法，成为天台宗的一位高僧。唐文宗开成三年 （公元838年），45岁的圆仁随遣唐使来到中国，求法巡礼，足迹涉及相当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七省的广大范围，历时九年零七个月，几经曲折，备尝艰辛。回国 时带回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共585部794卷。在日本佛教 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圆仁在中国巡礼求法所作的日记，回国后编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记载了他在山东所经历的文登县赤山寺、牟平县卢山寺、青州府隆兴寺、邹平醴泉寺等地情况。其中，他对到醴泉寺的记载尤为详尽：
四日平明（指开成五年〈840年〉四月四日），发。西南行十六里，入小路，望长白山去。向西行五里，到淄州淄川县界张赵村，入赵家餐。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心里无恶。斋后，向北 行三十里，到长山县界古县村郭家宿。主人锻工，本是沛州 人，心平有道心。
五日早，发。西北行十里，到长山县。从县西行到张李断中，主人殷勤。斋后，西行十五里，到长白山东面，日欲申时，于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问醴泉寺。主人答曰：从不村望西直行十五里，到醴泉寺，云云。缘夜，却不村史家宿。竟夜狗吠，恐惧不眠。
六日早朝，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过高岭，向西下坂，方得到醴泉寺果园吃茶。向南更行二里，到醴泉寺断中。斋后，巡礼寺院，礼拜志公和尚影，在琉璃殿内安置。户柱階砌，皆用碧石构作。宝幡奇彩，尽世珍奇，铺列殿里。志公和尚是十一面菩萨化身，其本缘镌在碑上，和尚，朱代，金城人也。降灵于此长白山灭度，其后肉身不知所各，但作影像，举国敬重。堂西谷边有醴泉井，向前泉涌，香气甘味，有吃之者除病增寿，尔来名为醴泉寺。和尚灭后，泉水涸尽，但空井。如今泉水之上建一小堂，更做和尚影。影前堂内有石井，深五尺余，今天见水也。寺之南峰，名为龙台，独出群岫，地图所载，曾有龙舞其巅，以此奏闻，奉勅改名龙台寺。后因泉涌，改名醴泉寺。东西南方嵩峰连塞，北方开豁无山牟矣。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夷，无人修治。寺庄园十五所，于今不少。僧徒本有百来僧，如今随缘散去，现住寺者，三十向上也。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
七日早朝，堂头吃粥，便发。典座等众僧留，“明日当寺大斋，因何早去”云云。缘欲早到台山不住，出寺门，向北行十五 里，到醴泉寺庄（估计为大云寺庄误——编者）断中，向正西行二十里，到章丘县。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但记载了我国唐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也记述了中日之间的关系，特别记述了中国民众对日本游僧的热情接待和诚挚心意，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堪称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资料。同时，有关醴泉寺的记载也使这座寺院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友好篇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上节所题“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那么，新罗院又是何等处所呢？这就需要提到中国与韩国的前身新罗国的关系。
新罗国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地域偏僻，始建于公元前57 年，四〜五世纪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五世纪时，朝鲜半岛上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彼此兼并，争夺战争异常激烈。 603年，新罗国相继遭到高句丽、百济国的进攻而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为摆脱困境，扩大版图，进而统一全国，新罗国争取了大唐帝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一举挫败了两国。虽然后来为了本国的利益，新罗与唐朝也发生了摩擦战争，但从 618年至907年近三个世纪当中，唐朝与新罗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都保持了密切交往与联系。新罗国以朝贡、献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向唐派岀使节126次，唐则以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交往达160次之多。
正是由于唐朝和新罗两国和平友好，两国人民来往甚是频繁，乃至定居。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也非常活跃。300多年间， 新罗入唐求法的高僧就有64人。唐朝为接待新罗国的贸易官员、商人和僧人，特地在今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勾当新罗所”，作为管理定居新罗人的机构。所内设有总管、押衙等官吏和通事、翻译等。同时在大批新罗人居住的地区，设有新罗坊和新罗寺院，由新罗农民和僧人居住。日本圆仁和尚所居住的醴泉寺新罗院，即是这类由新罗僧人长期居住，并向当地僧侣求法学经、并接待新罗僧人的场所。据当地老人回忆，醴泉寺的新罗院一直保存到1939年，当时有僧舍20余间，足见原先居住新罗僧人之多。新罗院内的新罗僧人按照新罗国的风俗习惯生活，日本与新罗相邻，风俗习惯有相似之处，因此，日本僧人游学到醴泉寺，便是住进新罗院的缘故。
醴泉寺的新罗院，是中韩友好关系史上最有力的证据，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后世两国的文化交流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1624年9月23日，朝鲜派往明朝的使者洪翼汉等人经齐故都临淄到达邹平县，亦曾拜访过醴泉寺，回国后将出使中国的行程悉数绘制了《燕行图幅》，其中第12部分就有醴泉寺的景色。第3部分画的是绣江湖（即浒山泺）的风光和山中寺庙（即醴泉寺）的倒影。1626年— 1627年间，朝鲜著名的作家金尚熏到北京顺路也来到邹平，慕名游览了邹平当时两任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张延登的花园，回国后编辑了一本《朝天录》诗集，为邹平重重地留下了一笔。他把出版的《朝天录》作为礼物送给了张延登的家人，张家为书中的灿烂词句所感动，并刊行了这本诗集。36年后，桓台著名的大诗人王士祯写出了《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第32首第29部分，就把金尚熏也收录其中。其中有两句“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就是说得此事。他还在《池北偶谈》和《渔洋诗话》中，多次评价了金尚熏和《朝天录》。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韩建交。由于山东与韩国毗邻，韩国众多的留学生及学者研究人员凡来邹平的，无不慕名到醴泉寺去寻迹问古，许多中国研究韩国史的学者也大多来邹平了解醴泉寺的情况。去年，我就接待过延边大学的一位韩国史研究学者，他告诉我醴泉寺在韩国人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你们恢复和开发醴泉寺，一定会对韩国学者和友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2002年8月1日，我收到了阿南史代女士发自北京日本驻华使馆的信函。信中对我为他们在邹平期间所提供的帮助和热情接待，表示了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并寄来了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我不禁联想到，一座已被损毁的古老寺院，使日本友人不顾海天阻隔，前来寻访，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加强与日本、与韩国的文化交流，构筑友谊的桥梁。醴泉寺虽然毁坏了，但他却在中、日、韩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矗立着。所幸的是，中共邹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已经决定，借大 力发展旅游业的契机，制定了修复以范公故里为品牌、以范公读书处为主要景点的醴泉寺修复计划，并进行了规划设计。规划将按照历史的记载和原貌，保留了新罗院的建筑格局，并准备按照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布置装饰，保存陈列有关日本和韩国僧人来华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料，让醴泉寺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联系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座以宣扬范公“先忧后乐”精神和国际友好交流为主题的醴泉新寺，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它也必将在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发展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曲延庆，地方史研究专家，曾任职邹平县史志办主任和邹平县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