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如何将财政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

       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乾隆驾崩。正月十三，嘉庆帝宣布乾隆宠臣和珅二十条大罪 ，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税收最多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诛杀和珅并没有改变治国方式，清朝的顽疾仍在。

        吊诡的是，这笔巨款并没有让嘉庆吃饱，嘉庆朝很快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大清朝不可避免的走上了衰落道路，史称“嘉道中衰”。

        根据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中的常规收入的总体情况大体维持在每年白银4,000万至4,500万两，其中有2,500万两左右来自于土地，被称为地丁钱粮。其次为盐税，超过500万两，第三是500万两的关税。最后一项常规收入是杂税，没有明确的统计，但大致估计为100万两左右。此外还有每年约400万石的漕粮实物收入。

        除了常规的财政收入，还有一部分应急性质的收入，一是捐纳，一是报效。捐纳是政府直接标明价码，把官缺和科举制度中的监生、进士等头衔卖给有钱人。报效是商人主动捐钱给皇帝、重大的军事活动和工程，不需要奖励。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别的方式给这些商人一定的补偿。

        财政支出方面，清代人自己的划分非常细，一共有12项，分为皇室经费、宗室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突发的战争军费、发生灾害时期的蠲免相比，这些都属于财政上的常例支出。

        嘉庆时日常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兵饷和河工经费，兵饷约到2,000万两，河工上千万两，战时军费和蠲免开销不在其内。 

        需要指出的是，嘉庆是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由于官员无官不贪，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每年都在治河，却又年年决口。

        此外，自乾隆时，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随着北美地理大发现，玉米和马铃薯的传入使得人口激增，到了嘉庆十六年，人口已达到了3.5亿。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嘉庆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

        与嘉庆登基相伴的就是场席卷半个中国的白莲教起义，这场起义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时间长达9年。

        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在这场起义后，嘉庆在朝政治理上没有根本的改变。同时期的欧洲也遭遇了人口爆发的难题，但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将这些农民转变为工人，开始了社会的转型。嘉庆四年时曾有人上书提议开矿，可以盘活民间经济以及充实国库。作为孔子的忠实信徒，嘉庆视工商业为邪路，坚决不同意。他给出的解决方法仅限于限制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鼓励渔猎活动，弥补口粮不足，并进一步推广精耕细作，推广土豆玉米高产作物种植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虽然嘉庆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但他压制各地工矿业，重农抑末，清朝不仅无法跟上世界的洪流，也无法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爆发自然是避无可避。

（资料来自网络）